[转]“曹操墓”啊，“袮”要改写多少“历史”！

冯德海

“曹操墓”啊，“袮”要改写多少“历史”！

文：南冰琴雨

      西高穴石牌系列“出土文物”出现时，我第一感觉得十分古怪，它在现有的墓葬知识体系中非常突兀，不合传统。我从82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接受专业史学训练，本科毕业时即在《北大学报》发表晋史文章，94年中古史博士毕业。近十年来又钻研考古学，并阅读人类学等诸多学科书籍，思忖再三，实在不敢相信考古发掘会有造假行为，在相信石牌为真的情况下，排除了曹操为墓主人的可能。随着造假迹象日益凸显，时至今日，我情感上至今仍然不愿相信这一说法，但学者的理智已经说服我。
      我决定细致、全面、综合考证已公布近半的六边形石牌文字，我知道，这种研究是费力不讨好的，赵元任先生曾对王力先生说：“说有易，说无难”，我检索的再用功，只要有一个例子，其可信性就会打折扣，但不能因为有顾虑就因噎废食，止步不前。像“常所用”一词，网友先前指曹魏时不应有这样的术语，后有先生从《三国志·吴书》和《宋书》中发现了例子，以为可以驳倒质疑，但我提醒这些先生们，那些术语都是出自江南地域，考虑到即便今天中国的方言差别之大也是令人咂舌的，所以江南的例子适用性尚需进一步研究，未可沾沾自喜。
      这时，北京大学一位不愿显名的教授向笔者指出黄豆一语是后代出现的，汉魏时只用大豆一语。经笔者数天来反复检索《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及各种金石墓志和简帛牍策资料，并查看中国农业史的相关著作，发现结果确实如此。黄豆一语最先在唐代《开元占经》、《酉阳杂爼》等书出现，之前用的全都是菽、大豆之语，无论经史子集、简帛金石还是专业农学著作如汉《汜胜之书》、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都是如此，只在东汉晚期山西的一个“墓券”中出有一个与瓜相关的疑似连称。之前有人以石牌上出现不少未见之语质疑，被“考古专家”轻易以考古发现往往有新东西搪塞。在“慰项石”险些改写中医史未果的情况下，面对这个极为常见的农作物名称，难道还会有“考古学家”出来改写中国农业史吗？
      “竹簪五千枚”，先前绝大多数都说是“五十”，显见挺曹操派也不相信曹操墓中有竟有如此巨量的竹簪。经笔者请教书法家确认实乃五千。以曹操家世背景，无论在阳间还是冥界使用竹簪，殊难想象。文献中少数民族最早使用竹簪，可以想象，汉族下层民众也会使用。汉族上层社会使用始出唐代，如张九龄《曲江集》有“答陈拾遗赠竹簮”诗，清代大儒徐乾学《读礼通考》丧仪节四初终下唐开元礼三品以上丧“括髪免髽之具”条有“竹簮”，注称木亦可用以髽者。假设曹操墓说法成立的话，如此巨量的竹制物品不可能不留下痕迹，不知考古中是否有遗迹，难道也被盗墓贼盗走不成？请注意考古发现的却是骨簪，共计24枚（30前室，前南室77，85后室、126后甬道、135后室、186、188后室、226后室、227后室、243后室、244后室南侧室门口、251后室南侧室门口、261～270后室，279后北侧室甬道室、340.后北侧室）。“曹操墓”中两种簪加起来足够他们在冥界开一个大的超市了。这会改写中国丧葬史吗？
      渠枕，始见于南宋《烛湖集》，另清代《佩文斋广群芳谱》、《佩文韵府》也有记载；漆唾壶，始见于北宋仁宗的典故，宋马永卿《元城语録》、江少虞《事实类苑》等多部文献有记载。黄震云先生另对“长命绮祫衫丹文○一”有精彩考释，本人不述。
      其它大量的术语竟然不见于文化结构已经定型的汉唐，典籍资料浩如烟海的宋元明清，据我一个精熟金石、小学的朋友讲，其语义、搭配等方面用现有的小学知识竟然无法理解，足以颠覆许多涉古学科，“挺曹操派”的学者们是否考虑赶紧追封曹操父子为“伟大的文字改革家”。
“曹操墓”啊！“曹操墓”啊！“袮”要改写多少“历史”？？？
      当一种非常突兀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考古学”迹象出现又与现有的学术认知大为滞碍时，科学的态度就是审慎考虑各种可能，严谨地进行研究，而不是简单以考古发现往往有新东西来搪塞质疑。笔者推测为什么是石材质，就是因为既要“证明”问题，又要难以被测年证伪，或许还有要提高“学术价值”的考虑。
      科学的方法应该像用绣花针绵密织锦那样，而不是像屠夫杀猪似的，一刀下去，哀嚎响彻云霄。
科学讨论不是泼妇骂街式的抬杠，应该就材料论材料，层层推进以逼近历史真相，不应该采取文革“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式的方式，如果中国学界一直如此，那科学在中国就是没有希望的！


附：
有感于当前各姓氏族谱、姓氏文化研究、祭祖及联谊活动中出现的众多令人不如意的事情，以及“周老虎”、“西门庆故里”、“花果山”……之争，特发上帖，提醒宗族以之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