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韶关南雄珠玑巷移民的历史与文化

珠玑巷移民史概说
珠玑巷移民，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指珠玑巷本身及附近居民的迁徙；广义则泛指经由珠玑巷迁徙，包括取道珠玑迁徙者和狭义的珠玑巷移民。
珠玑巷的居民，又可分入迁和出徙两种。入迁，是又外地迁入珠玑巷及附近地区，出徙则指离开珠玑巷迁入别的地区。
珠玑巷移民史，以珠玑巷为中心，描述历代居民入迁和出徙的过程、特点、规律、与源流。
前此有关珠玑移民史的论著,自黄慈博以下已有数种，但仍语焉而不祥。又含混了狭义和广义两种移民，视了珠玑移民的入迁，漏略了元代以后的出徙。可以说，还算不上真正的移民史，更谈不上完整。本书的出发点，就因此而起。
在移民史实的探索上，本书的主要内容有：
一、描述自周末至宋代珠玑移民的入迁过程，指出珠玑巷居民的主要来源是岭北移民。
二、比较详细地探讨了宋代珠玑巷移民的南迁史实。指出南迁的主要原因是官府逼迫、自然灾害、社会动乱和宋元之际的战争。南迁的移民主要是珠玑巷和南雄盆地的居民，珠玑巷是南迁移民真正的故乡，而并非象一些论著所说的“中转站”，或“仅仅路过而已”。并且对南迁的路线，移民的规模作了初步探讨。
三、对元明清珠玑巷移民，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明初和清初珠玑巷曾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南迁。
四、提出了珠玑巷移民后裔的海外拓殖与分布课题，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五、通过珠玑巷移民迁徒路线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和可能的移民后裔分布区，并对移民后裔的数量作出大致的估计。
我们认为，真正的珠玑巷移民，应该自唐代有了珠玑巷以后才开始，而大规模的珠玑居民南迁，则在宋代才开始。有宋一代，珠玑巷一带环境优越，经济发达，吸引南北居民来归。只是因为动乱与战争，才产生了被迫的迁徙。因为处在交通要道上，兵家必争之地，每逢战乱，必定造成迁徙，而稍为长期的战乱，就可以造成较大规模的移民。所以有宋一代曾发生过几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到宋元之交，则几乎全体居民倾巢南下。交通要道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交通要道又战乱频仍，这就是珠玑巷人的幸与不幸了。珠玑巷的兴旺，由于交通；珠玑巷的一度式微也因为交通。写作这部移民史，所得到的最大收益，也许是因为这一点，能给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借鉴罢!

第一章  宋代以前的大庾道移民
    考古资料证实，在远古时代，岭南地区就有着人类生存、活动的遗迹。1958年在曲江马坝发现的“马坝人”，为一个中年男性头骨化石，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属于“古人”的早期类型，是已知最早的岭南古人类；经测定，其年代距今12．9万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西樵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细石器，而在粤北、粤西现的与西樵山文化同期的一些洞穴文化遗址中，出土一批粤属年代最早的陶器残片。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曲江“石峡文化”遗迹中，出土了人工载培稻品种以及石斧、石锛、石铲等磨制精良的农业生产工具，这被考古学家视为当时岭南锄耕农业趋于发达的标志。考古发现不仅反映了“百粤杂处”的岭南一直生存着被称为“越(粤)人”或“越(粤)民族先民”这一基本的事实，同时，也说明了在多元的中华文明之源中，岭南文明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源。
    商周以来，岭南越族及其先民开始了与中原华夏族特别是长江流域越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史记．五帝本记》载：舜受禹，“定九洲，各以其职来贡，……至于荒服，南抚交趾。”这说明，其时中原政权的政治影响力已远达于岭南。殷墟出土文物中，有产自南海或东海的龟甲、海贝、海蚌等。《逸周书·五会解》也述及南方各族向商朝进献贡品事：“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而广东信宜、曲江马坝、佛冈石角等出土的西周铜蚕、铜铙，其形制亦与中原或江南楚赣的十分相似。春秋时期，岭南(南越)与吴、越、楚三国的关系愈加密切。《左传·襄公十三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奄南海。”《国语·楚语上》载：“抚征南海。”《史记》亦载周安王时，楚悼王曾遣吴起平南越。战国时期，居住于黄河流域以南的百越民族，在北方华夏自西北往东南进徙的迫力下，也必然从长江流域向江南和岭南等地移徙。
    先秦时期，岭南所受的外来影响主要地来自楚国。番禺(广州)载：“昔高固为楚相．五羊含谷于楚庭，故图其象为瑞。六国(按即战国)时广州属楚。”学者在谈到粤语的底层成份时，亦曾指出其中有楚语的残留。由此可证明，其时已有来自楚国的岭南移民。从此，还有来自吴、越等国的移民。《吴越春秋》载：“阖闾子孙避越岭外，筑南城。后楚灭越，越王子孙避入始兴。
    在南雄境内的水口、珠玑、界址、修仁、南亩、湖口等地，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文物、遗迹，可以证实，南雄与岭南其它地区一样，早在四五千年前，其先民便生活于此。《直隶南雄州志》载：“周末越人徙此。”战国时期迁徙来寓的越人，是目前能被确知的早期南雄先民。《吴越春秋》所记载的避入始兴的越王子孙，疑即为渡岭南来、落籍南雄等地梅鋗一支（详后）
     先秦时期，见诸史籍的岭南与中原、江南之间的往来以及 移民史实均十分简略。可以推想，因为五岭山脉的阻隔，交通 异常不便，加上岭南地处海隅，两地相隔千里之遥，故南北往来和移民南迁还是相当稀少的。从史书记载来看，具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移民南迁的历史是从秦汉开始的。自秦汉始，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移民运动从未消歇，自两宋时代而趋于繁盛。明清时代，仍不断有北方移民的迁入。其移民的途径，除了自洞庭湖南下，取道湘桂走廊和骑田岭等途，有相当一部份是经鄱阳湖、溯赣江、越梅岭而进入岭南的。尤其是自大庾岭新道开通以来，大庾岭道便成为最重要的“入岭之驿”。早期的北方移民，数量虽少，与当地土著居民(越族)数量相比，也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这些早期的北方移民却在岭南建立了仿似于中原政治制度的政权，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对岭南地区的早期开发和“中原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以下，根据史书有关记载，简略叙述秦汉至唐五代时较为重大的岭南移民史实。此段移民的历史，时间长达1200多年。
    一、秦汉移民
    秦汉时期，华夏族随着人口的增加，疆域的拓展，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汉朝时华夏族改称为汉族，融合商周时从四边迁来的各族，使汉族成为一个包含更为广泛的族称。秦汉王朝为了固守边防，开疆拓土，发挥中央集权的职能，通过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强制的等途径和方式，多次把内地的汉居民向四边迁移。《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秦始皇、汉武帝时，为经略南越，均曾大举用兵于江南、岭南。用兵的结果，导致了江南越民的南迁和所谓的强制性的军事移民，也伴生着诸如出仕、经商、谪徙等性质的移民。
早在秦并六国时，越王勾践后裔梅鋗为走避秦兵，曾越岭南迁，落籍南雄等地。《越绝书》载：“越王子孙姓梅氏。秦并六国，越王逾零陵往南海，越人梅鋗从至台岭家焉，而筑城浈水上，奉王居之。乡人因谓台岭为梅岭。”梅鋗所筑城池，在梅岭南麓(今南雄境内)的中站，后称梅鋗城。岭上有一山，称“越王山”。屈大均有诗云：“禺峡本因黄帝子，梅关变有越王孙。”秦末，梅鋗兴兵梅岭，从项羽、刘邦破秦。《广东新语·人语》载：“项羽封鋗为台侯，食台以南诸邑。其后沛以鋗能成番君功名，复封鋗广德十万户(侯)。”“食台以南诸邑”，当指梅鋗所辖地为梅岭南侧的南雄、始兴仁化、翁源、曲江、英德等地。又有“能番君功名，’及《越绝书》“奉王居之”等语，可见梅鋗应是当时岭南的一位著名的越人首领。据传梅鋗子孙世居曲江、浈阳(今英德、翁源)等地。今翁源县城北30里处有一梅村，传为“鋗之汤浴地”，即梅鋗沐浴起居处，亦可佐证。或云梅鋗当年所居之台岭即今之台山，今之台山亦俗称梅岭。而宋代以前广州以南仍是海渍地。指台岭为台山云云，就视为梅鋗子孙日后移徙于此、以先祖故地命名新居的缘故。在今广东境内，有多处以梅姓号地者，如梅县、梅篆(吴川)等，可见梅鋗后裔现已流布广东各地。
    梅鋗的渡岭南迁，落籍南雄，是有名姓可考的最早的一批定居南雄的北方(江南)移民，也可视为北人南迁之始。
    秦朝的北人南迁，主要是军事移民。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四年)，秦命尉屠睢率60万大军灭楚。接着屯兵于湘桂赣粤边，并以数万之众渡岭击越。屠睢战死，旋遣任嚣、赵佗统领5万士卒，沿着入粤的三条通道南进：一路越大庾岭，下浈水；一路过骑田岭，下连江；一路过萌渚岭，下贺江、西江。三路并进，抵至番禺(今广州)，平定了南越，建立了南海(治今广州)、象(治今广西崇左)、桂林(治今广西境内)三郡，把岭南第一次归属于中央政权版图。嗣后，南征的秦兵便留守、落户于当地。据估计，其数量有十余万之众。
《史记·淮南王列传》载：秦二世时，龙川睢令赵佗曾“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一千人。”这是入岭秦兵就地娶妻安家的实证。落籍岭南的秦兵，成为世袭的军户(屯户)。军户平时屯垦，免纳公粮税收，战时则按丁口派兵。此外，秦朝迁徙了大量的“中县人”(中原人)和江南越人来寓。西汉时，高祖遣陆贾为汉使，来授当时岭南割据为王的赵佗玺绶并诏书。诏目：“秦徒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
秦朝的用兵和移民岭南，是岭南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镇守大庾岭的一支，即当时进军岭南的五路军中的第四路，“守南野之果”(《淮南子·人间训》)，筑横浦关于大庾岭，以固攻守。可以推想他们亦已留居当地，成为继梅鋗之后又一批落籍南雄的北方移民。
汉时的北民南迁，与秦时颇相类似。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王相吕嘉谋反，攻打汉朝使臣和南越王、王太后。武帝遂于是年秋，兴兵五路，从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征讨南越。《汉书》载：武帝“命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浈水。”其中，楼船将军杨仆在击败梅岭守军后，乘楼船南下，一路攻城陷地，与路博德军会合南海，并击叛军。平定叛乱后，以南海地设置南海、苍梧等九郡。除部份士卒留守外，其余凯旋北还。而戍守梅岭的是杨仆裨将庾胜兄弟。这些留守士卒，是汉时数量较大的军事移民。在今南雄境内，至今仍留有杨仆将军的遗迹“杨沥岩”，相传亦有其部属及子孙世居于此。
在汉朝，特别是东汉，朝廷还经常募民和谪徙罪民于岭南。
    封建王朝出于战争和边防军事的需要，强制移民实边。这种移民实边政策，作为恒定的策略，为历代(特别是早期)中原统台者所实行，成为汉民族向边地移民的一种主要形式。秦汉统治者的用兵与移民岭南，即是显例。从客观效果上说，秦汉时期的军事移民及其它形式的强制性移民，大大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开发程度。而南雄，在几次重大的移民过程中，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不仅为岭南接纳北方移民发挥了桥梁性作用，而且，直接受惠于北方移民。移民的迁入，使南雄乃至粤北成为岭南境内先期承受中原文明润泽而得以开启的地区之一。
二、两晋移民
    两晋末年，爆发了司马氏“八王之乱”，使黄河流域地区生民涂炭，饱受战祸之苦。随着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南移和入主中原，原来世居中原的土族豪强和一般汉人(史称“中原流人”)纷纷大批背井离乡，迁徙江南。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历时之长，空前未有，导致了江南入口数量的急剧上升和经济文化重心的渐次南移。这一发生于永嘉年间(307～312)的大规模移民事件，史称“永嘉南迁”，亦称“衣冠南渡”。南迁的浪潮一直持续到南朝刘宋元年闻，前后达150年(从307到453年)之久。这些阖族南迁的中原士民，主要迁至江淮流域，即今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在此设置侨属州郡。而其“远者已达赣省的中部、南部，其近者则仍淹滞于颖淮汝汉诸水闻，浸至隋唐，休养生息。”(罗香林《客家源流考》)
    然而，依据有关史籍及出土文物，可考时亦有相当一部分土族曾集结着宗亲部曲远徙岭南粤北、粤东等地。
    明嘉靖《广东通志》载：“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入，避难者多人岭表。”同书引《交广记》云：315年(帝建兴三年)“江扬二州，……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古今图书集.职方典卷1297《广州府部·东莞县》载：“邑本晋郡，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岭者，多止兹土。”多次在韶关和广州出土的晋代砖刻，文云：“永嘉世，九州荒(凶)；如广州，平且康(丰)。”这说明，与中原地区战事纷起，兵燹连天相比，岭南物阜民康，社会安定，堪称乐土。中原流人大批入粤则为自然而然的事。
    当时，移民的入粤通道，除沿浙闽沿海进入粤东，陆路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洞庭湖沿湘漓进入粤西；二是经鄱阳湖沿赣江进入粤北。在广州、高要、佛山和粤北、粤东诸县发现晋代墓葬，其台族而葬的风俗，以及所出土的北方炕”模型、青瓷砚、石砚等，提供了大批北人南徙的物证。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韶关晋太康墓出土的陶制犁田、耙田模型，器上一人使牛犁田，一人使牛耙田，耙的下部有六个长齿，田边有掘斗形设施用的排灌，说明粤北已出现畜力拉耙的新农具和新技术，并且懂得控制用水。南迁的汉人，还输入“孝悌”、“贞节”为基本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其流风遗韵，衣冠习气，薰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
    从以上事实来看，粤北是其时岭南移民较为集中，人数也较多的地区。虽然，移民的具体情形无从稽考，移民的数量亦不得而知。到了有唐一代，粤北社会经济、文化在岭南所处的领先地位，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粤北地区相对的人口优势，大量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掌握了先进的农业技术的中原移民的入居，为粤北地区农田的开辟，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主要的原动力。
    三、唐五代移民
    唐五代时期，南雄及粤北的农业开发、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在岭南地区均处于领先地位。从人口统计数字来看，《旧唐书·地理志》载：唐玄宗天宝年间，韶州所领六县浈昌(后称宝昌，即今南雄)、始兴、曲江、乐昌、翁源、仁化户数为3．1万户，连州更达3．2万户之多，其绝对数虽次于广州的4．2万户，然人口密度则远远过之。其后，或因战乱等因素的影响，人口数量有时骤减，而地界五岭南北的粤北等地，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得以回复。《新唐书-徐申传》载：徐申于安史乱后40年任韶州剌史，“始来韶，户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六年间韶州户口增加了一倍半，这显然是移民涌入所致。
    两宋以前，岭南地区人口高密度区域分布的特征性表现是沿五岭南北界东西一线排开的，这反映出从岭北迁来的移民，越岭后大多停留居住下来，并未继续南下。唐五代时，这种现象尤为显著。唐时(始有的)较为详细而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可以使我们从中窥见一斑。而人口的数字的增加，是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李景康《广东疆域沿革提要》云，在影响和促进岭南地区的开发的诸因素中，其“最关重要者，尤在汉族之南迁。”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就是移民集中的地带。而唐五代时(乃至于两宋)的韶州和南雄，作为当时岭南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岭南吸收内地移民最多的地区。
    南雄在唐五代时所吸收的内地移民，开启了两宋岭南移民运动的序幕。此一时期定居南雄的移民，成为日后珠玑移民的一个主要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以下诸事，直接促进了内地移民的大量迁入：
    1、大庾岭新路的开通。716年(唐玄宗开元四年)，内供奉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新路，把一条崎岖难行，“人苦峻极”的天然性径道开通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的大道。新路开通以后，五岭南北交通距离大大缩短，把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北上贸易和移民南迁的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宋余靖《武溪集》云：“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渡梅蛉、下浈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九十里马上役，余皆篱工楫工之劳，全家坐而万里。故之岭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之)七八焉，，，说明了大庾岭新道(今称梅关古道)在交通五岭南北的重要性。五谟《大庾岭考》云：“五岭之说'．．…·皆首大庾，举重要也。”
    2、唐代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后的移民。发生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使“中夏不宁，士子之流，多投江外。”(《全唐高。唐肃宗加恩处分流贬官员诏》)由此引发的北人南迁亦波及岭南，虽然，与江南其他地区相比，岭南的人口迁入的记载相对较少。而前引《新唐书·徐申传》，说明了战乱后入岭移民就近定居于梅岭南麓的在所不少。
    唐代末年，社会大动荡。乘时而起黄巢起的义军席卷大半个中国，历时十余年之久，演成十室九空，举目荒凉的惨景。无举其数的难民或从闽入嘉、惠，或从赣入南、韶。上述诸州、县，遭受兵燹战祸影响较少，因而吸引了大最难民来迁，成为难民休养生息的乐土。如孔子后裔孔闰，即为其时迁居南雄的北方难民。
    3、南汉割据政权与南雄的建置。907年，唐亡，进入战乱纷纷、地方势力割据为雄的五代十国之际。刘隐、刘袭兄弟割据岭南，仿唐朝制度，立国称(南)汉，刘代在朝20余年，社会相对安定，“府库充实，边境无虞，”(《资治通鉴》卷282)亦多有岭北移民入迁。欧阳修《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云：“余氏也为闽人，五代之际，逃乱于韶。”南雄及广府居民族谱，也有不少记载五代时来迁的事实。
    南汉乾亨四年(920年)，在今南雄增设雄州，领浈昌，始兴二县。南雄在岭南的作用益显重要。设州之由，阮元《广东通志》引《方舆纪要》云：“州以雄名者，盖控带群蛮，总会百越；岭南气息，仰此一州。”虽说主要着眼于其军事、交通价值，亦可说明南雄的开发程度。夏商之时，南雄地属古扬州域，秦时为南海郡地，汉属豫章郡南野县，晋属始兴郡，唐属韶州。唐武后光宅元年(684年)，析始兴置浈昌县，此为南雄设县之始。史学家谭其让曾称：“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长水集》，从设县到设州的200多年的时间里，是南雄在岭南的地位和作用迅速上升时期。探究其原因，可以说是交通之发达，贸易之需要，政制之变更和移民之迁入诸合力使然。而内地移民迁入，则是需要特别予以指出的。
         
第二章    宋代珠玑巷移民
    宋代移民主要经两条道路进入珠江三角洲；一是江浙海道。宋室南迁，江渐军民数十万人浮海南下；二是大庾陆道，江浙一带经水路到南康，越大庾岭，经珠玑下浈水，沿北江进入珠江三角洲腹地。这两路移民中，江浙水路移民有不少在粤东沿海占籍而居，进入崖山的二十余万军民，大战之后损失惨重，余部匿入东莞、新会、番禺诸县，估计数量不会太大。而经由珠玑南下者，自五季迄于元初络绎不绝，又有咸淳，景炎年间的大规模迁徙，在数量上大大越过海道    综观宋代珠玑巷移民过程，有两次较大的风潮，一是宋室南渡后，大量移民涌入珠玑巷南雄盆地；二是成淳末，由于战乱，珠玑巷及整个南雄盆地的居民大批逃亡。而整个宋代珠玑巷迁入和迁出移民的过程则不曾间断。下面分而述之：
    一、南宋末之前珠玑巷的移民人迁
    直到南宋末，珠玑巷所在的南雄盆地基本上处于接受岭北移民入迁的过程，间有一定规模的迁出。
    南雄盆地入迁移民的历史可谓悠长。
    清遭光《直象南雄姒卷》说“周末越入徒此”，是最早的移民入迁记录。越王的子孙梅移驻梅关，筑城浈水，后来助汉封台侯，台岭、梅岭都因之得名。
    秦始皇三十三年，发50万大军戍五岭，旋筑横浦关于大庾岭上。其中一些人，有可能留寓南雄。
    秦束，赵佗自大庾蛉入粤，其后移檄告横浦关，绝断聚兵自守，其人亦可能留寓南雄。
    汉武帝时，楼船将军出豫章，裨将庾胜城而戍之，大庾岭由此得名，其人或有留居南雄。
    尔后，晋永嘉肖渡，五胡乱华，中原板荡之下，大批流民进入江淮地区，其一部到达赣中、赣南，乘间有人越岭进入比较安全的岭南地区。明嘉靖《广东通志》说；“岛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袁。”广州和韶关两地多次出土晋砖文“永嘉世，九州凶，如广州，平且康。”可证明北方移民在粤北、粤中均有分布。其粤北者，亦有寓予南雄之人。但经六朝末，进入南雄的北方移民不会太多。因为刘宋初，卢循、余道覆发"始兴溪子”入江淮争雄；梁朝末陈霸先依靠土著力量北伐称帝，两次出大庾蛉的势力，都以土著的力量为主，可见移民的数量来占优势。
    但这种情况，到唐代以后就慢侵起了变化。黄巢自江渐入闽而陷广州，占领粤中地区，复由水路经湘桂走廊入湘水，上长安，转战大半个中国，所过焦烘。还有后来的朱温纂乱，五代纷扰，中原鼎沸。在这一系列的动乱之中，粤北这块地方却幸运地处于“台风眼”之中，风平浪静地躲过了大劫。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如同绿洲吸引周围沙漠中干渴的过客一样，引致了大批难民来归。至今珠江三角洲氏族的一些家谱还记录着这一过程。可以想见，唐未以后在南雄盆地居停的移民大大增加。如：
    民国《高要县志初编》载：荔林孔氏“……避朱温纂乱，南迁南雄府保昌平林。”
    南海罗格房《孔氏家谱序》“后遭唐季河北多难，……始居南雄……”
    《区姓五代及北宋远祖记略》“……至五代后梁太祖乾化年间，由金陵迁居广东韶州九曲岭……复迁保昌县……”
    新会《冯氏族谱序……’，“……五季时讳业者避地南迁……"
    从户口来看，最能反映这一变化：
    阮元《广东通志》载唐贞观十三年韶州领曲江、始兴、乐昌、翁源四县，仅有户6950，口40416，到天宝元年已有户31000，13 168948，户、口的增加都近5倍，这大约与大庾岭新路开凿之后移民的增加有关。
    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南雄州包括浈昌、始兴2县有户8363，到元末年间，已有户20339户，100年间人口增加一倍多。
    以上户口的增加，与移民的入迁有直接的关系。
    到宋室南渡，难民大批越岭入居南雄形成入迁高潮，人口增加更多，现今珠江三角洲民族，多是这一批移民的后代，族谱有载：
    《新会乡土志》“邑城尚书何坊族……因宋南渡，徙南雄。”
    南海《聂氏家谱》：“振乐翁随守南渡，莅任南雄始兴令……”
    《梁氏族谱序》”……宋南渡时中原多故，有祖讳熙学者……流寓韶州南华寺，继迁南雄保昌沙水里珠玑巷。”
   
    高明《程氏族谱源流叙》：“未几金人入寇河南，程氏之子孙避乱四出……寓居珠玑巷。”
    顺德龙山《黎氏族谱》：“赵宋南渡时徙保昌珠玑巷……”
    石头《霍氏族谱序》“云宋靖康时避狄难，于广之南雄珠玑巷……”
  又如佛山丛桂里梁姓，南海黎姓、梁姓、东莞刘姓、宝安沙井陈姓，高要砚洲李姓等等，族谱记载都是靖康、建炎间入迁南雄的。
  此后，还有不少移民陆续自闽、赣等地迁入。
  以上是南宋末大迁徙前，珠玑巷及南雄盆地居民的大致成份。其时南雄境内土著民族如瑶、畲等族仍有一定数量，但总体上移民到南宋时已占当地居民之多数。
     二、珠玑巷与移民
    至此，可能会产生疑问，既然移民居住在整个南雄盆地，为什么现在广府民系的家谱中绝大多数称来自珠玑巷?还有就是珠玑巷与南雄盆地何以能吸引如此之多的移民?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珠玑巷，而研究珠玑巷，则不能不上溯到大庾岭梅关道的开凿。
  (一)大庾道是唐以后岭南最重要的交通干线
    大庾道自古就是入粤要道：赵佗入粤，即由此道下浈水；汉武年间南越相吕嘉反，“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晋末卢循、徐道覆发“始兴溪子”出南康下江淮，还有陈霸先北伐侯景，他们走的都是这条道。但，直到唐张九龄开凿新道之前，这条走小梅关的路仍十分崎岖：“初岭南渡路，人苦极峻……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因之被视为畏途。中原人入粤，多走灵渠入西江直入粤中，或者由湖南宜章走泷口，下乐昌，由武水入北江，或者走桂阳，下洗水，入北江。到六朝期间，甚至冒生命危险走海路。因此，早期广东的开发，粤西早于粤北、粤中，后来张九龄在大梅关开凿新道，一下子就改变了这个面貌。“相其山谷之直，革其坂险之故……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大庾道开凿之后，走长江水系至南康上岸，走九十里陆路，便可下浈水，正如余靖所言“马背九十里，坐而致万里”成为南北交通最便捷的途径，“今天子都大梁，淳江淮而得大庾，故浈水最便”，“梅岭道九十里为马口之役，余皆篱工楫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这条道路的开通，于岭南的开放具有重大的意义，明代丘}睿说：“兹路辟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关，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直到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还说：“梅岭自张文献开凿，山川之气乃疏通，与中州清淑相接，荡然坦途，北上者比皆由之矣。”由此可见，大庾道自张九龄开凿后，一直到清代，都是沟通南北的最重要的通道。而珠玑巷之兴起，正由此路开凿而致。
    (二)珠玑是大庾道上最重要的驿站
    珠玑巷是当年古驿道的一 ，夹道成镇，又称沙水。《广东通志》卷一百十三《山川略》十四引《大清一统志》说：大庾岭“去保昌县八十里。”同书卷八十八《舆地略》南雄州录说：州“北至虔州大庾岭八十二里。”同书卷一百二十二说：“沙水镇在保昌县东北三十里，宋嘉定中尝置沙水驿，后又置沙角巡司于此。”据此，珠玑巷离县城至三十里，离大庾岭五十里。南下者，由大余上梅关，再走五十里到珠玑巷，正好一日脚程，恰当薄暮时分驻宿之地。按珠玑的地势，一片高敞平坡，正是最好 的歇脚宿营之地。此处驿站，正为脚程而设。又此处有巡司，恐怕也有关口盘查，必须歇脚，北往者，自南雄起程，到此三十里，需要休息，如再上梅关，或恐日暮不能过岭，因而暂住。
      在这样适中的地点，建立驿站，南来北往之客纷纷歇脚。《开平县志》卷二说：“此乃由中原入广东必以珠玑巷停驿”。正因如此，带动了服务业和商业，珠玑巷上就繁华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南北的货物集散地和重要的商贸场所，客栈林立，商家栉比。据历史的记载，珠玑巷最繁华时店铺超过千家。从盛唐开元而下，直到清末粤汉铁路修筑之前，这条路，带着珠玑巷，兴旺了一千多年。所谓“南来车马北来船，十部犁园歌吹尽”，正是当年兴旺的实录。
    (三)珠玑巷对移民的吸引力
    珠玑巷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的移民驻足侨寓?上面我们实际上回答了这一问题。归纳起来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经济的繁华。珠玑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南来北往必定驻足之处，带动了商贸、服务以及其他各业的兴旺，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吸引人们不断入迁。
    二是安定的环境。历代移民，特别是宋室南渡入迁高潮的移民，多数是为躲避战祸而落籍珠玑巷及南雄盆地的。在南宋末之前，南雄一直保有相对安定的环境，北面险峻的岭峤，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将战火远融在北边。例如唐末黄巢起义和以后一系列的战乱，又如宋室南渡之初，隆裕太后奔赣，金兵穷追，直到虔州，都始终没能越过南岭。难民们越过大庾岭，就得到了安全。这样一块“桃源”乐土，对战争难民有极强的吸引力。
    三是适中的距离。汉族与其他农业民族一样，历来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不管境遇如何，总眷恋着故土。即使因为战乱不得不逃亡，战火一熄，多数人就思量重返桑梓。例如晋朝人避难远奔交趾，万里迢迢之途，到乱后又照样回迁。因此，在有可能选择暂时栖息地时，常要考虑回迁的方便。对有宋一代动乱频仍的赣南、闽西一带的难民来说，珠玑最符合这个条件：路途不远，交通方便，环境安定，自然成为避难的首选之地了。
    四是广阔的拓展空间和较好的生存条件。从大庾岭沿山谷间的驿道走50里，到达珠玑一带。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南雄盆地。南雄南北18公里，东西40公里，等高都在海拔200米上下，土地平旷，水网交集，而且有大量未垦殖的土地，北面又有连绵的大山和茂密的森林，可以提供户材桁梁、樵采薪刍。这块土地，一直地广人稀。据《晋书·地理志》始兴郡统曲江、桂阳、始兴、含诓、浈阳、中宿、阳山七县，相当于今日包括韶关、清远两市在内的整个粤北地区才有5000户。到了唐代以后，由于大庾岭的开凿，南雄地当交通要冲，人口密度相对会高一些，但也没有超过每平方公里25人。因此，有广大的拓展空间可以生息、发展，可以吸引移民居停。
    试想像一下，一群面容憔悴、衣衫褴缕的难民，扶老携幼，肩挑背负，从战火中狼奔承突而来。越过大庾岭狭窄的山口，穿出弯弯曲曲的山间驿道，在薄暮时分来到珠玑巷，已经精疲力竭．在路边长满树木的平坡上停下来，随处歇息。一觉醒来，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土旷人稀的平原、和平安宁的气象映入眼帘。多时绷紧的神经马上松驰下来。只恐再往前走也难有半分力气挪动脚步，更何况居住在一岭之隔的赣南流民，本来就没想走远，更是想法居停。经过几天的休整、觅食，发现近处有大量土地未经垦殖，可以栖息、发展，就留下来，成为本地的居民了。事实上，珠玑巷这个名称不单指巷内，不只指巷中的店铺千家。它是一个标识，一个象征，代表着附近的牛田坊五十八村，代表着整个南雄盆地。就如同宁化石壁之所以成为客家故居的象征一样。因为珠玑巷是驿道上必经的一站，最重要的一站，又是难民们入粤的第一站，还因为它的知名度，因为有许多人日后实际上就居住在巷内和附近，所以珠玑巷就成为整个地域的象征。等到南迁之后，就变成了故乡的象征。唯其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自称出于珠玑巷。
    综上所述，珠玑巷之所以吸引如此众多的移民，原因就在于它处于交通要道的要点上，在于它有相对安定的环境，广阔的拓展空问和较好的生存条件，在于它的距离适中而且经济繁荣。这些因素，使珠玑巷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对移民有强大的吸引力，而这一点，可以从广府民系的族谱中看出：
首先，珠玑巷的繁华，吸引了不少官宦人家寄籍：《新会县乡土志》“河塘家族，其先敦煌人，……流散于闽。宋初，有容纱者为南雄保昌令，因留居南雄珠玑里……
    “山冈梁族，入粤始祖于美，字才甫，灏之孙，宋大观中，官至中书侍郎，由山东郓州入广东，居始兴郡、子绍进土，为广东提刑司干宫，迁南雄珠玑里……”
《高要县志初编》卷三荔林孔氏：唐散骑常侍孔昌弼避朱温篡乱，南迁南雄保昌平林，为孔氏入粤之祖。”
  《吕氏迁徙广东纪》“始迁广东一世祖仲卿，其父从简，来自河东，于宋雍熙甲申调官南雄别驾，继宋福建漳州府，转授福建漕运。秩满不仕，退居饶州槎平乡，适值烟岚瘴疠，复迁于南雄陵江沙水村居焉。”
    新会苹岗《宋氏族谱序》“夫宋氏谱所载讳开宗字肇雄号庾峰者……孝宗时随其父莅任广东保昌县署，日与士大夫游，悦其地山水之清秀与风俗之勤俭，爰卜筑珠玑巷内，以长育子孙……”
    汝南第冈《周氏大宗全谱序》“风冈翁妣娶管氏，恩授广东宣教，任满值干戈扰攘之际，就南雄郡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而家。”
    番禺古坝《韩氏族谱序》“番禺古坝之韩，南渡之后寓会稽，世乡公相传官而谪广南者，因家南雄珠玑巷……”
    上面这些例子，有卸任者，有在任者。和平年代，官宦人家对居停环境一般有较高的要求，有如许许多多的官宦人家选中珠玑为归宿之地，可见珠玑巷确有远胜他乡之处。
    更有说服力的是，珠玑巷不仅吸引南下移民侨寓，而且吸引南边以至珠江三角洲的人北上居停：明区庆云《定香楼集》“顺德龙江黄氏，先为韶郡曲江人……徙南雄珠玑里……”——这是由曲江北迁者。
    《区姓五代及北宋远祖纪咯》”远祖讳观昱字景和……由金陵迁居广东韶州九曲岭，迨高祖天福丙申，复迁保昌县之棉圃村。”按棉圃村地近珠玑，此为由韶迁雄者。
    新会《张氏族谱序》“吾张民远祖九龄世居曲江，至五世纲，徙居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
    《梁氏族谱序》“讳格次子流寓韶州南华寺，继迁南雄保昌沙水村珠玑巷……”
    以上为曲江北迁者，按曲江至珠玑近三百里，逆水而迁，实为不易，其中张九龄后世居曲江，亦北迁珠玑，由此可见珠玑巷当日经济繁荣对远近人民的吸引力。
    除了粤北人民就近北迁外，还有自粤中而来者：《尹氏四谱纂修后序》“祖讳烈，字武仲，南渡辅驾有勋，以茂方授官惠州海平尉，擢宰博罗，摄东莞，家焉。子四人……本支俊卿公，生二子，长春华，次即始迁祖也，讳春秀，字廷显，号见龙，娶汪氏。由东莞迁南雄……”
    《冯氏族谱序》“按冯氏系出北平龙城，五代时讳业者避地南迁，因即番禺而家焉。玄雄徙居南雄……，，
    鹤园《冼氏家谱》“我房其先徙居南雄珠玑巷，即宋保昌县。咸淳末，保昌氏因事移徙。有讳衍深者率其族复还广州，居南海县扶南堡。”——按冼氏为岭南著姓，自六朝陈后，代有闻人，其先徙南雄，即由广入雄。
    以上的这些入迁珠玑巷者，特别是北迁的氏族，都是和平年代的发展性移民，并且很可能是从事商业活动，从而选择经济繁华的珠玑巷作为家园。珠玑巷的魅力不仅表现于和平年代安定环境下人们对它的取向，更表现于动乱中和离乱后人们对它的眷恋。许多家谱记载着移民对珠玑巷的眷恋之情，虽经离乱也不肯舍弃：
    《高要县志初编》卷三，桃溪何氏“三十二世至昶……子洞偕其弟迈徙居南雄珠玑巷。又阅十二世至秘，生五子，曰琇、曰琛：曰珃、曰赞、日琪。其后诱留保昌守宗祀，琛官承事郎，子人鉴徙居番禺沙湾。瓒迁新州，琪迁循州……，，何氏居珠玑十三世’约二百余年，在大部迁移的情况下，仍留长房守宗祀。《陈氏英翁族谱》(25世)兆生文、纪、纲。兆为官，同男纪、纲贬四川，文迁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九龙 珠玑巷......元禧元年正月初五日珠玑巷签名九十七人共三十三姓，罗贵为首……是时巷中陆续南迁者多矣，谟祖之兄弟七人，子侄二十有八，偕族之兄弟三十有余，有携手南迁，有留恋故土，有返回福建，有各处别去者。吾谟翁兄弟世代官宦，仍居故土。……是时谟翁与英翁兄弟同登科第，志在故土，不欲迁身……”——陈氏居珠玑五世，离乱之下，兄弟叔侄仍有恋土不去者。
    亦有一些族谱记载了氏族在迁徙地与珠玑之间反复迁徙的情况：
    《夏氏世系流源考》“……时成谆九年，……祸及南雄珠玑巷，榜徨携眷逃走……得抵羊城。后思故土，命长子邦福夫妻复雄旧址，于今为盛。而公与四次子眷属卜居南海西隆堡大效乡。”——夏氏在宋末南迁，元朝时又复迁珠玑，最后才全部南迁，其年在明万历间矣。
    东莞大宁《谭氏族谱》亦记谭氏世居江西虔化西俊村，宋建隆元年避乱定居珠玑里沙水村，建隆三年回虔化，至景德二年叉再度迁珠玑里，其后于绍兴间迁东莞。
    还有《叶氏族谱序》“随稽南雄珠玑巷而来则有颙公之孙讳行甫，居茶园生六子，择地分迁，次祖仲亿同弟仲伸公迁南雄珠玑巷而居……”——叶氏先由珠玑入东莞，又复迁珠玑，后于盛淳八年再度入粤中。
从以上的许多例子都可以看出，南雄珠玑巷之所以吸引诸多氏族来归，确有其魅力所在。除了由于战争原因岭北移民逃难离开家园以外，珠玑巷吸引移民，乃是由于其本身的优越条件。

    （四)珠玑巷是南迁移民的故乡
    在研究广府民系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许多氏族的家谱一方面强调他们来自北方，有纯正的中原血统，是“华胄之后”；另一方面又以珠玑为故乡，称之为“祖宗故居”和“七百年前桑梓地”。这二者孰是孰非，如何统一?迄今为至止的所有研究论著都把珠玑巷作当移民“短暂停留”的“中转站”来认定。《岭南文化地理》甚至说：“现今珠江三角洲各县居民，以及他们的族谱、家谱常说自己远祖来自南雄珠玑巷，实际上这些移民仅取道珠玑巷南下而已。”现在来看，这种认定不免草率：一是以偏概全，二是忽略了移民本身的质变。
    所谓“以偏概全”，是论者把途经珠玑巷或短暂停留的移民当作移民的全体，以为流民进入岭南第一站是珠玑，所以认它为故乡；还有一种猜测是移民们要在珠玑报到，等待文引，大约半年时间才能南下。实际上，这两种猜测都站不住脚。头一种说法忽略了南雄居民的南迁，而且即便是途经的一部分来说，这种认定也不符合生活的逻辑。试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搬到北边去住，比如说到江西，会不会将经过的首站大余当作自己的故乡?要知古代对地望极为重视，以一个地方为故乡，绝非路过一下那么简单。而第二种猜测也站不住脚，首先是没有文字记载表明这一点；其次是，即便有半年的逗留也不足以使人“错认他乡是故乡”；再次是，领取文引，按部就班成行，只能是和平年代的零星移民，不可能涵盖今日广府民系如此之多的氏族；复次，动乱年代的大逃亡，其势不可遏，所谓见路即投，哪管你路引不路引；最后，即使是以本地相对安定，调取外地难民来解释，也不合理，滞留大批难民于一地，缺食少穿，会造成地方的负担，冻饿之下，更易激发民变，这是任何一个那怕是糊涂透顶的地方官吏也不肯为的蠢事。

       由此可见，广府氏系的珠玑为故乡，另有原因，这原因需 要我们去找出来。
    先看族谱：
    《开平乡志》“谭碧陈族……其先世瑚迁福建龙溪，五传至 文，由福建迁南雄，又三传至辉，族著南雄里，生谟，乾道时迁 古冈之德行里。”——陈姓居南雄五世。
“狮子罗村，其先世室兆随宋太祖渡江讨叛，至广东南雄 始兴县，遂家居焉，七代贵翁绍兴元年从南雄迁莨底，即今新 会良溪也。”——这是由北宋初至绍兴年间，居南雄凡一百五 十余年，人更七世。
“塘浪扬族，其先世元通由江西吉水县仕于南雄家焉，三 传至心学，宋咸淳间因胡妃事迁居开平塘浪。”——三世居雄。
“海心胡族，其先扶摇始居南雄珠玑巷，再传蒙祯迁居开 平长沙洲……”——三世居雄。
    “北潭梁族，……宋大观中由山东郓州入广始兴郡，子绍 迁居南雄珠玑里，绍孙永保由南雄徙新会城内仓步巷  ……”——居南雄三世。
    “潭边园谢族……其先景温宋元祜间徙居广东南雄，温孙 才甫由南雄珠玑巷始迁于古冈州登明里豫富村，即今之开平谢边是也。”——三世居南雄。
    《区氏五代及北宋远祖纪略》“远祖讳观昱，字景和，……至五代后梁太祖乾化年间，由金陵迁居广东韶州九曲岭，迨晋高祖天福丙申，复迁保昌县之棉圃村。……诗云：金陵避乱始南雄，犹有浈昌八代传。……因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始偕第雷岩迁广州城烧鹅巷焉。”——自五代至北宋末，人更八世。
《高要县志初编》卷三：“桃溪何氏……三十二世至昶为后晋御史参军……予迥偕其弟迈徙居南雄珠玑巷，又阅十二世至秘，生五子日臻、日琛、日珃、日瓒、日琪。其后琇留守保昌守宗祀，琛官承事郎，子人鉴徙居番禺沙湾，瓒迁新洲、琪迂循洲……”——何氏居南雄十四世，犹留长房守宗祀。
    《郑氏司农谱序》……至五十六世郑侠……于神宗熙宁元年，次子荣茂迁居广东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至六十二世，所生湛露公，生清溪、清溲、清濂、清泗、清淮兄弟五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癸酉正月甲子夜，避胡妃之厄，至古冈州洒冲乡水溺村居焉。”——神宗熙宁元年至成淳九年共204年，传七世。
    《香山县志》：
    “(隆镇)涌边曾族……六十一传先世季青，因避乱徙居保昌县珠玑巷，传至汝富，历六代，如邀游来香山，止于涌边乡，遂家焉。”——居南雄六世。
    “永厚蔡族……传至七世祖积厚恒兆，迁居广东南雄州……传至六世祖思添，由南雄迁居香山永厚乡。”——居六世。
    花县平山村《江氏族谱序》记其族自五胡乱华时入居珠玑巷，至黄巢乱后“遂蒙上官下令，而行迁徙之法……自南雄而入广州……”——这一族自西晋末至唐代，居南雄近500年。
    文楼《吴氏始祖开基实录》记其先居南雄七世，“以宋咸淳年间自珠玑里至广州城。”
顺德龙山《黎氏族谱》“赵宋南迁时徙保昌珠玑巷，咸淳间又徙南海……”   
    又有不知世数，以珠玑巷为原籍者：
    《香山县志》：
“麻子陈族，始祖贵卿，原籍南雄珠玑巷，咸淳十年因避难徙新会，转徙香山……”
     “(榄镇)邓族，始祖文裕，其先南雄珠玑巷人，后徙顺德甘竹乡……”
    “(隆镇)申明亭乡杨族，始祖伟准，原籍南雄珠玑巷人……”
    “(隆镇)龙头环侯族，始祖裔轩，原籍南雄府珠玑巷人，明末从军来守香山，遂居焉。”
    南海《鹤园陈氏族谱》记：“张世隆，字普济，宁宗朝进士，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原南雄宝昌人，始居龙江。”
    台山上川房《甘氏族谱序》“吾祖则迁居南雄，家传世居南雄珠玑巷，盖有以也。”
    中山左起埗头《孙氏族谱序》“不知曾几何时，而衍于南雄府珠玑巷聚族而居，讵料咸淳年间因胡妃之难，各姓夜窜潜处，我祖常德公不得已越东莞而住沙头……”
    石头《霍氏族谱序》“…一云靖康时避狄难，于广之南雄珠玑巷，或曰秦时徙中国民五十万填实南粤，我祖从徙，遂世为南雄人，二说末知孰是。”——几时迁入不知道，世居珠玑却是确凿的。
    《司徒氏族谱》“我司徒氏，祖居南雄珠玑里，自北宋以前谱帙残缺，莫可考证，至宣翁值有宋南渡，中原多寇盗窃发，自南雄迁居广东广州城，是一世祖矣。”
    ——以上是年代久远，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从族谱可见，宋代南迁的许多氏族在珠玑居住有相当长的历史、或一、二代，或三、四代，也有六、七代，十二、三代，更有长远四五个世纪，甚至连自己也说不清世次，只能说“世居珠玑巷”的。在上文中，我们指出，南雄盆地的移民入迁自秦迄于宋陆续不断，至宋室南渡时更形成高潮。就南渡后入迁的大批移民来说，自他们到达珠玑巷入籍，至南宋末出逃，也长达150余年，经过了五、六代人。从官方法定的算法看，入籍珠玑巷，即是珠玑人。从民间的习惯来看，迁入的先人早已作古，迁出的移民，包括在珠玑住了一二世的在内，都是由珠玑巷出生的，珠玑巷和南雄是他们的“胞衣迹”，是真正的故乡，真正的桑梓之地。按照今天的情况来看，入住一个地方，经过二、三代人之后，便变客为主，成为本地人了，即使是十分讲究地望的古人也是如此处理的。如唐代的张九龄，其先范阳人，《旧唐书》本传“曾祖君政，韶州别驾。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仅仅经过二代，张九龄就是“曲江”而非范阳。对大批南渡入迁，咸淳间南下的氏族说，时跨150多年，人经五、六代。这些移民该哪里人呢?迁入的是祖先、迁出的是在珠玑出生的自己，移民通过繁衍，已经换质。一百多年历史，六、七代承传，生于斯，长于斯，不是珠玑人又是哪里人?更不用说那些由于迁入年代久远，连祖宗迁自何处也早已淡忘，只能说“世居珠玑巷”的家族，由此可见：
     珠玑巷是南迁移民的故乡!
     三、宋代珠玑巷居民的南迁
      有宋一代，珠玑巷陆续有居民南迁，从未间断。由于处在交通要道上，稍有动乱，即可引起居民的走避以致迁徙，因而在南宋末之前可能有过几次有一定规模的居民南迁。到了南宋末年，连年战乱，则出现岭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迁徙。下面分别叙述：
      1、宋代珠玑巷居民南迁的原因
关于宋代珠玑移民的原因，前人已有多种解释，现在我们根据掌握的资料再作分析。
     笔者认为，迁徙的原因可分为“动因”和“诱因”。所谓“动因”，指引起居民离开家园的原因。而最后落脚何处，则归结于“诱因”——一个地方吸引移民来归的原因。
    一般来说，和平的年代，“诱因”可能有较大的作用。有时也可变为“动因”的媒孽，但战争年代，移民则往往产生于“动因”，能逃得性命即可，落脚何方往往不知。宋代的珠玑移民便往往如此。
    整个宋代，珠玑巷移民除少数经商或宦游任职之外，迁徙原因主要有如下四端：
   ①苏(胡)妃事件
   广府氏系族谱中流传最广泛的迁徙动因是苏妃事件。黄慈博《珠玑巷氏族南迁记》论其事最详。其略谓宋代有皇妃苏氏(一作胡妃)，失调雅乐，诏下冷宫，因而潜逃，为南雄中田坊商人黄贮万所得。后来事泄，有司恐皇上追究，图谋灭迹，请旨于冲田坊择地建寨，聚兵镇守以防贼乱。中田坊三十三姓九十七人以罗贵为首，禀明府县给引，结群乘槎南下逃难云云。
    这个传说，在广府民系家谱中记载不一。年代、人名都有出入，或谓绍兴元年，或谓开禧元年，或谓咸淳八年、九年，相差甚至百余年；有谓苏妃，有谓胡妃，有谓尼妃、逃妃、皇妃；亦有说耻笑皇姑者，种种说法莫衷一是。陈乐素先生在《珠玑巷史事》一文中已指出，这个传说是根据宋人说部《齐东野语》、《咸淳遗事》等记载而写成的。似不必深究其可信程度。但从罗贵等九十七人子孙现在的家谱记载来看，已足以证明结伴同行之事。而就其迁移一事，值得注意者有二：
    一是迁移的动因，苏妃或胡妃之事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反映的是封建官吏对人民的迫害导致逃亡。有宋一代．统治者和逃亡，史书上不绝记载。而南宋情况更甚，朝廷向金、元等外要担负朝廷岁支、战争的费用以及各级官员的奢侈挥霍，较北宋时已艰难一倍，再加上外族的需索，更加不堪。弃土逃亡，遁入少数民族以逃避徭役税收的事例屡见不鲜。南宋时湘、赣、闽、粤边区人民屡起反抗，多与不堪剥削有关。苏妃的传说，点出了权奸擅柄，驱民立寨，正揭示了人民对统治阶层，对大小
      二是，由罗贵等迁徙过程来看，官府对治安还能确保控制。罗贵等人的迁徙，需要申请郡、县的文引，得到政府的批准，并且必须遵守户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向落籍地政府报到。这表明，官府在其时对人民、对社会仍能保持有效控制。而这种控制，必须以社会的相对稳定为前提。如果战乱一起，则无从说起了。由此可见，罗贵等人的迁徙年代，似不应在成淳末元兵进迫之时——如果文行不是伪造的话——而应在此前。而其迁徙，则另有原因。范湖显学岗《罗氏族谱》记罗彦怀为宋太祖御前忠勇太尉忠翊郎，传至罗贵，于绍兴元年迁冈州郎底。看来还是比较合理的。自罗序怀至罗贵七传一百五十余年，从时间来看也可以成立。
      ②自然灾害
      珠江三角洲广府民系的家谱中，谈到迁徙原因，屡见“天灾地劫”的说法。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南迁来由》载罗贵等九十七人《赴始兴县志等迁徙词》有“为因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等语，其《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又重复了这些话，看来这种灾劫是事实，但有史可稽者不多：
    据《南雄县志》记载，南宋嘉宝九年，南雄州大旱。经宋一代，县志有记载者唯此一例。
    但根据史料分析，南雄历代的水旱灾历来是比较频繁和严重的，只不过宋以前没有记载罢了。
  《南雄县志》第二章“自然环境”载：
  唐朝开元二年大旱。
  宋朝嘉宝九年，大旱。
  元代至元六年和至正十三年两次旱灾。
  明代，水灾6次，旱灾2次，冰雹2次。
  清代，水灾9次，旱灾7次，冰雹3次。
  民国，水灾3次，旱灾3次。
  而建国后1950—1987年38年中，有19年发生洪水，成灾8次，严重的5次；同期，38年中受旱5万亩以上的年份有11年，最长一次为1962年7月至1963年9月，连续15个月未下过透雨。
    南雄处于浈江源头，南北高差较大，储雨面积广，又地当五岭之表，南北锋面相持，雨量且丰，加上地层土质的蓄水关系，往往三日不雨则旱，下雨稍大则洪。这在水利设施不甚完善的宋代，成灾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只不过史书只记特大的灾害罢了。这样频繁的自然灾害，对农业不利，完全可能引起移民。而嘉宝九年的大旱，足当“天灾地劫”。
  ③闽、粤、赣、湘边的动乱
    南雄毗邻赣、闽，而近于湘、桂，这个地区南宋期间战祸最多，特别是赣州和汀州是农民起义最为频繁的地区，对南雄影响甚大，现在举其大者：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宜章县民李冬至二起事， 攻略英、连、韶、彬诸州，三月平之；
    绍兴元年八月，张忠、邓庆、刘军一等据南雄，江西统制傅 枢讨平之；
    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江彭友等农民起事，占江西、湖 南8县，虔、吉盗连兵寇掠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诸郡。三月，诏岳飞往讨，四月岳飞次虔州，所至皆破，降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福建、广东民相继起事。十一月，宜章调民骆科起事，进击桂阳、连、贺诸州，次年平；
     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农民起事，入掠广东州县，祸及韶、连、南雄等地；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四月，湖北路茶农赖文政起事，进而转入湖南、江西，六月间自江西进入广东，后转回江西；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正月，郴州宜昌农民陈蛔起事，克道州、桂州、连州所属四县，有众数于人，五月间失败；
    淳熙十一年(公元u8 4：年)姜老大在汀州一带起事；
    公元1197年，地方官还向朝廷说“何来陈峒、李金、赖文政、姜老大之徒”，“竟成大盗，所过残灭”；
    嘉宝二年(公元1209年)，江西民起事，犯南雄州境，进义副尉粱满率部御于柯木坳，战死；
    嘉宝三年(公元1210年)9月，郴州黑风峒李元砺率众起事，次年4月攻南雄州，官军大败，四年二月平；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12月，汀州晏梦彪率农民起事，下汀州、郡武、南剑州，发展到彰州、龙岩、长泰、泉州、永春、德化。汀州城士兵起义响应，“闺中危急”，一年后失败；

    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赣州农民陈三枪、张魔王起事，以松梓山(一说以信丰山)为据点，在}江西、福建、广东三路边境建寨6O个；朝廷同时从闯、粤、赣三路调兵堵截其粮道，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失败。
    地方的动乱，导致兵连祸结，对人民影响最大。战乱未至，人民须负担粮草、徭役和兵役，以备官军之需；战乱既至，人民又遭受虏掠杀戮；一方是起事军队杀掠，尔后是宫军作威，双重的负担，可谓水深火热。这种动乱，完全可以引起居民的逃亡。而我们手头也恰有这样的证据：
    《易氏族谱》“宋乾道朱，赣之坡洞豪顽啸聚为乱，蔓及雄韶。公谓陈娥曰：‘吾祖宗屡世积德，料必元恙。不若预为之避，尤为明哲。’淳兴十一年甲午辰五月，遂负神主弃广，挟馈入广之城南小市街石亭巷居焉。”
    乾道末年确有赖文政领导之茶农茶贩起事，自赣入粤，后来为辛弃疾镇压。但“淳兴”恐怕是“淳熙”之误。淳熙十一年，正是姜老大在汀州起事之年，史裁“所过残灭”，而引起逃亡迁徙完全合理。易谱中一连提到两个动乱年代，表明一些珠玑居民在饱经动乱苦楚之后，在恋恋不舍之下，最后还是痛下决心弃广南迁。这一点也是合理的。函为一般短期的动乱，只会造成短期和就近的躲避，乱后回迁。但小乱频仍，就会使人失去信心，不再安土重迁了。
    又《胡氏族谱》也提供了一些线索：“我胡氏先世始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兴贤坊学前街...宿公……降职龄南肇庆府高明尉，后皆召回京复职，行至梅岭寇乱固不果箝，是以侨居子保昌沙水。”——这里提到了“梅蛉寇乱”!又《何氏术水本源记》；“至宋南渡'．．…·寇陷南雄，避地广 州桂林坊……”——这也是因动乱而迁徙的。
    以上因动乱而引起迁徙的例子，限于时日，收集得还不够
多，但从中反映出来的事实则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相信，有宋一代，特别是南雄宋时期闽、粤、赣动乱频仍的情况下，由于这一原因所致的移民当不在少。根据家谱的记载和专家的考证，珠玑巷居民(当然也包括南雄的居民在内)曾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南迁。这些移民可能都是由此导致。
  ④元军入粤及抗元战事
  宋末，元军自大庾道入粤，引起闽、赣、粤军民的奋起反抗，雄、韶、虔、汀一带沦为战场，特别南雄处在战区的中心，双方互相争夺，数度易手，战况惨烈，这是珠玑移民的最大动因，查《宋史》及《元史》有下列事实：
德祐元年(1275)元将阿里海牙察兵攻潭州凡七十日，大小数十战。次年正月潭州降，遗使徇郴、全、道、桂阳、永、衡、武冈、宝庆、韶、南雄诸郡，守臣皆降；
德祐元年二月，以文天祥为江西安抚副使，知赣州。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山蛮，有众万人，遂入卫。是年元军尽陷江西诸郡县；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六月元将梁雄飞为招讨使，徇广东，广东经略使徐直谅遣将拒之于广州石门。九月宋熊飞复韶州。十月，文天祥遣赵时赏等将一军趋赣，以取卞都，吴浚将一军取雩都。刘诛等皆自江西来会。十月，元将兴师夔等将兵度梅岭。熊飞及曾逢龙御元军于南雄，逢龙败死。飞走韶州，元军围之，守将刘自立以城降，飞率兵巷战，败，赴水死；
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五月，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赣兵皆会之，遂复会昌县。六月，文天祥败元军于雩都。
秋七月，文天祥遣越时赏等分道复吉、赣诸县。遂围赣州。衡山人赵瑶，抚州人何时皆起兵应之。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赣，文天祥兵败于空坑。九月，元塔出，李恒、吕师夔等以步率入大庾岭。九月，广南东路广、连、韶、德庆、惠、潮、南雄、英等郡皆内附；
文天祥失败后，他的部属仍在坚持抗战。其中李梓发坚守与南雄一岭之隔的南安，在江西全省沦陷之下，犹竭力苦撑，自景炎元年十月至祥兴元年三月，长达四年多，元丞相塔出率万余大军百计攻之不下，死者数千，最后才城陷被屠。 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自咸淳末至祥兴二年七年问，宋元双方军队在雄、韶、虔、汀一带拉锯，反复争战。期间元军两过大庾岭，三占雄、韶，珠玑巷在交通要道上，军队必经，且始终处于战场中心。大军过后荆棘丛生，如此长期和惨烈的动乱是居民们无法忍受的。如果说前文所举种种动因只能造成有限度、小规模移民的话，那么这一次连续七年的战乱，则足以造成最彻底的移民。珠玑巷及交通要道附近一线以至整个南雄盆地的居民倾巢南下，留下一片无人区。现在我们所见的广府民系族谱绝大多数都记载于“咸淳”、“景炎”或“南宋末”南迁，就是这一次最大规模移民的记录。
  2．宋代珠玑巷移民的南迁路线
珠玑巷人南迁，最方便的是水路，由南雄下浈水，乘船或竹、木筏南下，经始兴、曲江入北江，一路漂流而下。到清远渑江口一带，就开始登岸或向接连北江的水道疏散，而最远者则一路南下，经三水、芦苞，入古南海，到达新会、中山，再向其他地方扩散，现将其具体的迁移路线分述如下：
    清远境内
难民沿武江南下，到达清远潖江口一带，就有人弃舟(筏)上岸了，西岸横石圩以下一线江边，直到禾包岗、江口讯。 其时有大量淤积土地，可供居停。也有一部分移民经水道进入附近山间盆地楼息，如横石圩附近的一些村庄，近江边不太远 的，都为广府移民居住，再深入就与客家人分界线了。东岸自旧横石以下，到现在潖江口：及潖江一线，有两江相接淤积而成的三角洲未经垦植，而且有水道可以进入，较之西岸，有更多的难民留下。目前这一带的村庄，基本是当日迁民的后裔。如潖江朱氏。《九江朱氏家谱》记：“度宗咸淳末年，保昌氏因事迁徙，有朱元龙者，与弟元风、元虎浮桴南下，散居九江，上沙及清远潖江、铁头冈，新会水尾等处。”
北江过飞来峡后，江面陡然开阔，两岸一派平原，这是北江的第-个广大的冲缺三角洲，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就从这里开始。这里，是移民登岸的第二个地点。北岸自庙以下，附城以上，现在还有广大的“白田”区，进至江够，外至典金土布，白庙以下，坪塘一线，还有蟠龙围等为低地围绕的山边村庄，都是当日移民的后裔。可见当时有不少难民于此上岸。东岸，自峡山以下，北至北江，南至大燕河，一带平原，均为淤积而成，今日之洲心，原在水中，因而得名。丽洲心东北，所有残留水道，称为“青榄海”是当日广大水面在地名上的残留，当地的居民，管过江叫“过海”，还传说提一篮湿青榄过海，要等到榄干才过得去。峡山以下，大燕河南岸一线的草塘、水湖朗、龙塘、拼冲、石歧、兴仁以西，直到北江边的广大地区，都有不少难民留居。西岸附城以下回澜、山塘、太平、三坑，又是一个大的淤积地，有不少移民于此登岸居住，如三坑朱氏，即为一例。
此外，还有不少难民溯滨江而上，一直到达滨江上游的石潭，如石潭大围的叶氏，至今还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南雄。石潭以下的浸潭、沙河、禾云、石坎、龙颈、南冲、石马等滨江支流，都有当时的移民后裔分布。
三水、四会
由清远下浮，进入三水县境，南边就是今天狭义的珠江三角洲了。从这里开始，难民开始更大规模的疏散。西岸，沿绥江上溯进入四会的清塘、下茆、龙湾、江谷，是一条路线。再溯绥江而上，则进入广宁境内，当时也有移民走这条路线，如广宁江谷冼族。而西、北江交汇之处的三角洲蒋家以下列青岐到广利这一个三角地区，容纳了大量移民。东岸三水，现在已查明有不少珠玑巷移民分布。而由三水进入花县的也当有人。 三水以下，沿西江水道上溯，不少难民进入高要，甚至云浮、新兴，其中高要一县，至今即有一百余族。而新兴，有32姓。可见当时有不少难民沿此道上岸。沿西江、北江合流，则进入古南海之地，可作一大致说明：
①直接进入古南海中的洲潭岛屿。据专家研究，古南海到宋末还在珠江口内，海岸线在九江、乐山、佛山一线，而海中有无数洲潭岛屿，经过淤积，造成了大量新生的河坝，可供移民生息。现在佛山、、南海以下，顺德、番禺、中山的大片土地，其时还是浅海区，而其中的洲潭岛屿，即移民上岸定居之处。
②沿古南由西岸，借西江水流下泛，一直到达新会、中山一带登岸。这条线，沿途有高明、鹤山等地，大批移民陆续上岸栖息。但更多的则一直到古冈即今新会境内上岸，现在发现不少家谱记载着冈州这个地名，看来当日移民们大批登岸以后．再由此疏散。新会一带，本身就有大量新生沙坦，为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间，再由新会往西，沿潭江可进入开平、台山甚至恩平，如恩平圣堂梁族、司徒族、旧驿冯氏、志君堂郑氏、恩平城吴氏等。而台山、开平就更多了。新会往东，则到达中山市，是当时古南海的南岸，有大片新淤积的上地，所以也吸引了大批移民。
③沿古南海北岸
    一是水道至佛山、南海沿岸。
    二是由此直到南海东岸，进入东莞及东江三角洲，沿东江上溯，一直到惠州一带。
    三是沿东岸一直到虎门一带上岸。
  在这几条道路中，沿西岸而下的人数量多。原因是由西、北江下来以后，进入南海西岸，顺风顺水，靠岸行驶较为安全，二是冈州一带新生土地多，可以容纳大批移民栖息。而直接到广州、佛山一带的人数最少，其原因可能是这两个都会之地当时正在战乱之中。
以上，是当曰迁徙的主要路线。必须指出，迁徙路线很大程度上受交通工具的影响。在战乱避难之时，绝大多数人靠简易的工具如竹木筏逃生，没有动力，只能顺风顺水飘流，而那些能溯流而上，进入北江、西江支流上部的，或者有较好的船只，或者干脆就在较安定的年代，可以从容引纤，择地而往。当日至冈州的人多，交通工具也是一个原因。
另外，移民们到达珠江三角洲上岸以后，也有一个迁徙和扩散过程。首先是寻找栖身之地，而后再觅理想之乡，随人口的增殖，又开始新的迁徙。随着古南海的淤积和珠江三角洲的成陆，遍布整个三角洲。还有一些人则迁徙到粤西、广西等地寻求发展，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3．宋代珠玑巷移民的数量、规模
南宋末珠玑巷移民，是岭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和最集中的一次。在长达七年的战乱之中，珠玑巷一线交通要道及附近地区的居民走避一空，倾巢南下。而其数量可大致估计出来。根据官方的户口统计数字，南北朝泰豫元年(472)，广兴郡领曲江、桂令、阳山、贞阳，含洭、始兴、中宿，相当于今天整个粤北的广大地区，仅有户11756，口76328人。到唐贞观13年(640)，仅韶州领曲江、始兴、乐昌、翁源四县就有户6940，口40416人。再过一百年，至天宝元年(742)，始兴郡领曲江、始兴、乐昌、翁源、浈昌、仁化，相当于原韶州四县地，已有户31000，口168948人。一百年间人口增长4倍。再有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至元丰年间一百年之中，南雄州保昌、始兴二县由8363户跃升20339户，为原来的两倍多。
由于处在交通咽喉上，南雄州唐宋间一直是广东人口较多的地区。由于有相对安定的环境，户口直线上升，成为当时每平方公里20人以上密度的七个州之一。而由岭北而来的人口还一直在增加。按这个势头，每百年翻一番是完全可能的。但奇怪的是，自元丰之后，到至元15年(1278)二百年间，中还经历了宋南渡以后的人口入迁高潮，南雄州的户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按至元15年的统计，南雄州仍领保昌、始兴二县，只有户10792，口53960人。减少户口将近一半。考虑到二百年间的人口增殖，考虑到南渡后的入迁高潮，可以知道，仅南宋末南雄州南迁的居民至少有3万户15万人以上。有宋一代，由南雄陆续南迁的居民，估计也不下此数。而仅仅 经由珠玑巷南下，主要来自赣、闽两省的移民数量则无以估计。按理说，有南雄优越的条件可以入居，直接南下的人口数字不会高于南迁的南雄居民。
在这些南迁的人口中，珠玑巷交通要道一带的居民占有相当的比例。根据有关材料记载，珠玑巷最盛时，有店铺千余家。最保守的估计，其居民也将近万人，人口拟比普通的县城，可能还比当时的南雄县城多。因清初屠南雄城，死7000余人，“百姓十存二三”，看来人口也不过万人。一个珠玑巷沙水镇，即有l2万人，再加上周围牛田坊58村，该有多少人口呢?估计不下3万人。而根据有关的记载，这个地当交通要道的人口高密区曾经多次蒙受战乱．引起至少三次以上的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又因此，我们估计，有宋一代，直接由珠玑巷及附近58村迁出的人口将近10万。现今珠江三角洲许多家族都称来自珠玑巷，完全有可能。
数十万人南迁，规模是空前的，而其集中也是空前的。最多时，仅水路一天就超过万人。现在还以见到珠江三角洲氏族的家谱对南宋末大规模迁徙场景的描述：
南海九江大同《傅氏族谱序》“时河道无船只，结桴而流其下，日夜随水漂流。至连州水口，约有万余人泊在河傍。仲冬十四夜半，狂风大作，潮水涌涨，势不能当，滚散其桴，男女淹死无数，满江大哭。将至大路之峡，因风分溃，我祖旋?白众岗，其徙者或徙之高明、罗定、新会、或就南海、番禺，散之四方。”同行氏族谱牒亦有记载，可资参证：
《夏氏世系源流考》：“时成淳九年，岁次癸酉，因度宗胡妃至雄，上令行查迫切，祸及南雄珠玑巷，彷徨携眷逃走，乘桴顺流至东排江口，狂风大作，十存六七，幸脱斯难，得抵羊城。”
《曾氏族谱》：
“世传我广东多有南雄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人，于宋咸淳九年癸酉，王妃疯颠出南雄溺水死，行文查访，时虑乃于次年   
    正月内，约万余人逃窜。时无渡船，结竹为牌，载至连州，过夜泊湾，狂风大作，潦水涌散竹牌，淹死男女不计其数，尚存余牌在海漂流……”
    《甄氏族谱序》“后因宋度宗咸淳癸酉年，失妃之变，沿乡搜捕，珠玑之人避兵搬迁。如壁兄弟亦率其族南迁，行至连江水口，飓风大作，金、壁二人幸庆安全。”
    以上族谱记载，虽小异而大同，大体上都是当时实录，可以想见当时万人奔逃，浮桴满江顺流而下的景况。

第三章   元、明、清的珠玑巷移民
    宋以后，元明清三朝，珠玑巷不断有居民南迁珠江三角洲，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各有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今略述如下：
    元代，南雄一带可谓多事，元初则抗元义军此起彼落，如至元二十五年董贤等聚众略进吉、赣、瑞、抚、龙兴、南安、韶、雄、汀诸郡，连岁不能平。二十六年正月，江西钟明亮聚众攻赣州，掠宁都，据秀岭，其年十月，韶雄等地二十余处举兵应之。二十九年又有丘太老与元翠战于南雄。数十年闻，闺、粤、赣交努之处基本上没有停过用军，一直到明初，才稍事安定。而自然灾害也一直不断，如大德元年，韶州南雄大水；泰宝二年赣洲南安莫德等处饥；后至元年，南雄路旱，种不入士；至正十三年南雄等地大早。史书并载。但由于元代有严密的里社制度，对居民进行控制，因而有元一代南迁的氏族数目不太多。如1947年《高安县志初编》卷三，
    “沙浦吴氏，元时自南雄珠现巷迁来县东南烘柯山西岸村 .....”
    “金屋金氏，始祖金师养，元时由南雄珠玑巷迁来，卜居县南银江都金屋……”
    而到元末明初，南雄可谓战乱频仍，人祸与天灾俱至：至正十六年，红巾军将领熊天瑞攻陷南雄、韶州路。后于南雄造成战舰，谋图取广东，途中遇雷雨折樯而还。十八年红巾军陈友谅陷江西，元师治兵梅岭以图江西。二十四年，朱元璋令常遇春攻赣，下韶州、南雄，诛熊元瑞。此是人祸。至正十三南雄大旱，十九年春夏，南雄大疫，二十二年三月，南雄路地震，八月雨雹，如桃李实。此为天灾。在天灾人祸并至之下，南雄珠玑巷又一次出现移民潮：
    1947《高要县志初编》卷三：“庆州李氏始祖李汝浈自南雄珠玑巷迁居县东南堪都庆洲村，时在元末明初……”
   “横村李氏，始祖李龙芳于元末明初由南雄珠玑巷迁来县东河旁之横村……”“坑朱氏，明洪武间朱亮洪自南雄珠玑巷迁居县南湖坑村，为其始祖。至今传十七世，丁口六十余人，建有宗祠。”
    勒竹园何氏，始祖名一壮，字启元。据基碑谓原居南雄珠玑巷，明初迁高要勒竹园。”
   “西岸何氏、始祖名称昌，明初由南雄珠玑巷迁居县东南头溪西岸村，至今传二十一世，丁口约六十人……”——高要案何氏大部于宋末南迁，西岸何氏大约是留居的余裔罢!
   “砚东李氏，其先居南雄珠玑巷。有李珩省，字天通，号琼卷。明洪武举人，因事挈家来肇庆，旋择地于城东砚冈卜居焉。”
  “腰冈李氏，其先南雄珠玑巷人，明初有名元其者，迁居县东南傍湖都腰冈村，为其始祖，至今二十一世，丁口五百余人，建有宗祠。”“围边李氏，官塘系，明初有名葵芳者，自南雄珠玑巷迁县东南白土都围边时，为其始祖，今传二十三世，丁口约九十人，有宗祠。”“新潘李氏，其先居南雄珠玑巷，明初有名泽安者始迁县东白土都潘村，为其始祖，至今凡二十世，丁口五十人。” “敦原里李氏，始祖李嵩山，于明初由南雄珠玑巷来居县东文明堡敦厚里，至今凡二十一世，约有丁口二十八人。”村头李氏，明初李少常由南雄珠玑巷来县东文明堡村头，为其始祖，至今凡二十九世，约有丁口二十人。
  “榄塘李氏，云美系，明初李显卢由南雄珠玑巷迁来县南乌石都榄塘村，为其始祖，至今传二十世，丁口约一百十人。”
  “塘基头李氏……始祖李灿，字自明，号秋月，明永乐二年由南雄珠玑巷迁居县南新江都塘基头村，至今凡二十一世，有丁口二百余，建有宗祠。”
“黄坑李氏，其先来自南雄珠玑巷，明时有名至森者迁面小洲都黄坑村为其始祖，至今十八世，约有丁口八十人。”
“龙沙李氏：其先南雄珠玑巷人，明时有名孙者始迁县东南白土龙沙村，为其始祖，至今凡十五世，丁口约一百人，建有宗祠。”
“横石李氏，始祖李石隐，明时由南雄珠玑巷迁来县南横石村，至今凡十八世，丁口约一百八十，建有宗祠。”
“新村李氏，其先来自南雄珠玑巷，明嘉靖间有名成全者迁居县南新江都新村，为其始祖，至今凡十六世，丁口六十余人，建有宗祠。”
“茶冈吴氏，明初有名敬泽者，由南雄珠玑巷迁居县东南桂平都茶冈村，为其始祖，至今凡十九世，丁口约一百人，其后分支竹园及沙头各有丁口四五十人。”
“风山吴氏，明时有名常者，由南雄珠玑巷迁居大湾之迳口，即今凤山，为其始祖，至今十三世，丁口约五十人。”
“隔布杜氏；明初有名仲恩者，自南雄珠玑巷迁居县西桂林都隔布村，为其始祖，至今二十世，丁口约一百五十人，建有宗祠。”
“龙泽岑氏，始祖岑绍祖明初由南雄珠玑巷迁来，卜居县南白渚龙泽村，传至今二十二世，丁口约五十人，建有宗祠。”
“大基头徐氏：其先来自南雄珠玑巷，明初有名伦者始迁县南白诸堡大基头村，为其始祖，至今传二十三世，丁口约一百人，建有宗祠。”
  又高要回龙镇《蔡氏族谱序》“溯我宗先之初原居广东南雄府珠玑巷，缘被洪武朱王徙民而来也。自珠玑巷移居，山河跋涉，来至冈州大良地面。”
  这一次的南迁，规模也自不小，现在珠江三角洲特别高要一带大量的氏族是北胡南迁的。原居南雄的居民走避的一空，江西、福建客家遂占籍而进。目前，南雄县的人口，据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称，有80％的上为客家人。由此亦可见元末明初这一次迁徙高潮中南雄居民南下之众。另外，由户口来看，《元史·地理志》载至正十五年南雄路有10792户，而到《大明一统志》估计南雄只有4840户，始兴770户，共计56lO户，较之《元史》，人口又耗减近半。也可作佐证。
   元末之后，是明清之交的又一次战乱及迁移。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部入江西、陷吉安、袁州、南丰诸县，连州瑶民起义。州将据城叛，韶州各县民闻之空城而逃。广东副使，分巡南雄韶州二府兵备道王孙兰自缢死。十七年初，阎王总掠保昌。顺治三年，赣州陷。四年，南雄、韶州皆陷。五年，李成栋提兵20万上南雄，与南昌金声植约期南下，复结蛮峒，过庾岭，在赣州城下失败，止与百人奔广州。六年正月，李成栋再上南雄，驻军信丰，又为清军所败。三月，部将杜永和退守梅岭。五月尚可喜、耿仲明逾梅岭入广东。七月，李成栋余部攻南赣。六年除夕，尚可喜潜兵袭南雄。七年初破南雄，斩6000余人，此次屠城，民十存二三。次年，连岁告饥，路有饿殍。而这一次的人祸天灾，最终也导致大批移民，略举如下：
    1947年《高要县志初编》：“长旗李氏，活村系，其先由南雄珠玑巷迁来，清顺治间居县南长旗村，至今凡十五世，丁口约四百人，建有宗祠。”
    “牛围李氏，其先由南雄珠玑巷迁来，清顺治间始居县牛围村，今传十五世，丁口约一百五十人。”
    “寻边吴氏明季有名世家者，由南雄珠玑巷迁居县西北寻边村，为其始祖，今历十五世，有丁口七十余人。”
    “东坑口余氏，清初有名汝安者，由南雄珠玑巷迁居南东坑口村，为其始祖，至今十三世，丁口约一百五十人。，，
    “耕沙徐氏：此族谓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始迁者名载明，居于县南安怀堡耕沙时，时在清代，至今传九世，丁口约七十。，，
    又，《简氏宗技源流》番禺县、石其房：“始迁祖世雄，其二世佐宾、健亩、健兴、晚翠、维纪，明季由南雄府迁来。”
    明末清初的移民，使南雄的人口进一步下降。明洪武初南雄府犹有67031人，到《大清一统志》统计，只‘‘原额人丁共17650”，康熙元年至十一年“实在人丁11720”，这里头可能有瞒报、统计不实的因素。但人口耗减仍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亦可见迁移的规模。
     综观元明清三代的珠玑移民，其特点有二：一是多战争移民，元明之交与明清之交两次大的迁移，都是由于战乱而引起。在天灾人祸并迫的情况下，引起的大批战争难民南迁。二是，移民似乎更集中于西江流域的高要一带。时至元明之后，古南海已被湮平，泥沙可含量较大的西江流域，似乎有更多的新生河坦，故能容纳新的移民。由《高要县志初编》所载的明清大量南迁氏族分布来看，似乎当时的迁移也是比较集中的。
    此外，根据族谱来看，明初似乎也有官方强迫迁徒，如高安蔡氏谱记“被洪武朱王徒民而来也。”现在知道明初珠江三角洲已成为当时的人口密集区，洪武年间曾于珠江三角洲和中宿(今清远)徙民二万八千余人实江淮，按说不应再由粤北迁民入粤中，但蔡谱又言之凿凿，实情如何，还有待研究。

第四章    珠玑巷移民后裔的海外拓殖
    一、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的海外拓殖
    散居于珠江三角洲及其周围地区，操广州方言的珠玑巷后裔，近代以来，拓破海域阻隔，大规模地走向东南亚、走向美洲、走向世界。
    区如柏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1年1月31日发表《我们是珠玑巷的后人——粤语方言群广东人的祖先》，对南雄珠玑巷人的海外拓殖作了如下叙述：“我们的祖先在元军攻陷南雄前后，沿着浈江至韶州(南雄在浈江上游)，又从韶州沿着珠江中的北江南到广州，再从广州逐渐迁到珠江三角洲各地。…“从七十多姓族人散居珠江三角洲的史实看来，大部分粤语方言群的广东人是珠玑巷的后人，又随着近代史上的多次移民浪潮，珠玑巷的后人更跨出中国大陆的版图，越过南中国海，越过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走向世界各地去。”
    中国人海外移民可肇端于秦代之前，其时已有个别人留寓外乡，唐宋时期为便于经商，东南亚(南洋)与日本、朝鲜，都已有华侨客居异邦；但大规模的移民，则自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并揭开了中国近代华侨史的序幕。
    近代华侨的外迁，都以梓里情宜为媒介，靠宗族、乡土关系，互相提携，移居海外。
    珠江三角洲及周围地区是珠玑巷人南迁后裔的集聚地，近代以来成为我国主要的侨乡：因之南雄珠玑巷不仅是珠江三角洲诸姓家族的发祥地，亦是侨居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祖籍地之一。其流徙海外的缘由，在近代华侨出国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史学界对此多有论述，主要缘由是：
    ①近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地区，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大批无以为生的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小商贩、手工业者，被迫飘洋过海，国外谋生；
    ②西方殖民主义为了掠夺殖民地和开发本国资源，跟当地政府勾结，在广东沿海各地掳掠、拐贩大批契约华工(“卖猪仔”)出国，从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
    ③也有部分移民由于政治原因被迫流亡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