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传记写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冯资荣

族谱传记写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冯资荣

 

族者，人之聚也。氏族社会几千年来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串联起来，生生不息。续修族谱，不可或缺的就是人物传记。古来方志半人物，“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代史家都十分重视人物传。整个二十四史，人物传占三分之二的篇幅，故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说“邑志尤重人物”，人物志是“志中之志”、“志中之髓”。

但纵观各地族谱中的人物传记写作，有的纯属个人简历与概述，读来如同嚼蜡。有的游离于时代背景与民族意识，或缺乏从社会心理与传统文化诸方面去挖掘传主的家国情怀；或忽视传主的思想闪光点，纯粹是史料的堆积；有的内容远离史实，面面俱到，空洞冗长。诟病种种，因而不能感染族众，不能打动读者。

族谱人物传记写作时应注重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注重人物的真实性

族谱中的行述，亦称传略、行状、事状、事迹、逸事，或叙述传主的一生事迹，或侧重传主的某个方面。墓铭志、神道碑、事略、寿文、诔赞等，虽然名称不一，究其实质，也属于传记一类。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重实事，少议论，“编年文字简严，传以申其未究，或则述事，或则书人，唯用所宜。”

族谱靠传记来支撑，传记以“记录人物思想，传播人格精神”为己任，其作用是树立人生典范，对族众进行道德教化，传承氏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和人格引导意义。它通过记述传主的家国情怀、重大活动及主要业绩，给读者以有血有肉、绘声绘色、可读可诵的印象，使之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优良传统教育的乡土补充教材。章学诚云：“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之。”

因此，人物传记要求“真、信、活”。真，就是真实可靠，符合历史事实，据事“秉笔直书”，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以真取信，以真感人。信，对人物的记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功是功，过是过，不虚构渲染，不隐恶扬善，不拔高溢美，“表彰以劝世道，贬斥以戒人心”。活，活就是生动传神，独具匠心，有内容，有点睛之笔，把传记写得有血有肉，形象丰满，情感充沛，性格鲜明。“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才能取信于人，有益于人，名垂青史，功冠凌烟。

　　二是要注重人物的时代性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人物传记，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是处于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由于时代不同，传中所表现出的特点是不相一致的。《五柳先生传》中的陶渊明先生，他那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与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点崇尚清谈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高自愉相吻合。而袁中郎的《徐文长传》则是一篇奇侠的传略。尽人皆知，明代特务横行，文字狱大兴，士大夫“动辄得疯”，纵观徐文长的一生，生不逢时，从不得志到不得不疯癫，再从疯癫到身陷囹圄而终。他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是时代的悲剧。同是文人，由于时代不同，他们的性格不同，命运也迥然不同。因此，既要在传记中写出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征。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观照人物，同时还要从人物身上观照时代。

在注重人物时代性的同时，还应该注重人物的个性特征，处理好人物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从时代氛围、民族意识、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去挖掘人性与人情，将人物的思想、志节、行事、情趣、胸襟、人格、学问、技能等以优雅流畅的文笔，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我在写作《刘云传》时，就抓住“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长”、“广州军事飞机学校第一任党代表”、“中共第一位驾机与敌作战的飞行员”、“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第一个中国学生”等史实，写他在莫斯科与王明宗派主义的斗争、写他被捕后怒斥蒋介石当面劝降、大义凛然英勇就义。这篇传记不仅为《刘氏族谱》所收录，也被人民出版社《革命烈士传》和湖南人民出版社《三湘英烈传》刊发。北京中国航空博物馆的中国空军英烈墙上，1776名个鲜红的名字，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刘云。

我的另一篇传记《胡少海》，则采用白描的手法，紧扣“宜章年关暴动”、“胡津藻悬赏缉孽子”、“跟随朱德上井冈”、“转战闽西”等史实，以起伏跌宕、富有悬念的情节，塑造了红军高级将领的高大形象。这篇传记后来刊发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至今为止，我已经发表人物传记三十多篇，出版了两部人物传记。

三是要有别于纪传与史传

　　族谱的传记，属于“志传”，与“纪传”不同。“纪传”讲究文采，强调要在“词藻”上下功夫，好用形容词和修饰语，以增强传记的文学性。“纪传”虽然也以事实为依据，却又偏重于文学形象的刻划与塑造，兼有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的风骨。此外，“纪传”体的传记，文章的最后都要加上一段评语，如“太史公曰”、“赞曰”等，作者公开站出来对人物进行臧否。这在“志传”体的传记中是不允许的。

其次，族谱的传记与“史传”也有所不同。史传可以史论结合，有史有论，“志传”绝少议论，而是“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史传”手法多样，可以夹叙夹议，亦可先议后述，抑或先述后论。而“志传”只能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功过。人物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则是通过叙述表达出来的。所以说，“志传”有别于“史传”。因此，族谱传记的写作，文字运用就要字斟句酌，对传主的是非不能明断，让读者从字里行间领悟出来。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族谱的传记要求无证不信，完全依据事实秉笔直书，不容半点虚构。故章学诚云：志传的写作“有八忌”与“四要”，八忌即“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四要乃“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即在体例与架构上要严谨，在内容与文字上要简明洗练、真实可信、典雅质美。《史通》亦云：“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