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族谱，100年前胡适如是说

冯资荣

关于族谱，100年前胡适如是说   

冯资荣

前不久，为查找湘籍革命家史料，在国家档案馆翻阅《新生活》杂志，拜读了胡适先生1919年12月10日发表在该刊17期的《一篇族谱的序》。先生的序是应安徽绩溪旺川曹氏显承堂支谱之邀而作，颇有创见。他明确指出：“中国的族谱有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陈的不是胡公满之后，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可惜各姓各族都中了这种‘源远流长’的迷信的毒，不肯承认自己的祖宗，都去认黄帝、尧、舜等等不相干的人作远祖。因此中国的族谱虽然极多极繁，其实没有什么民族史料的价值。这是我对于中国旧谱的一大恨事。”

适之先生认为，编辑族谱中的家族来源时，只能以“始迁祖”作为上限：“我希望以后各族修谱，把那些‘无参验’不可深信的远祖一概从略。每族各从始迁祖数起。始迁祖以前的但说某年自某处迁来，以存民族迁徙的踪迹就够了。各族修谱的人应该把全副精神灌注在本支派的系统事迹上，务必使本支派的家谱有‘信史’的价值。要知道修谱的本意是要存真传信；若不能存真，不能传信，又何必要谱呢？”

适之先生序中要旨有三：一是赞成修支谱，他以曹氏支厅修谱为例，认为支谱“事轻费微，可以随时续修，不须受别支牵制，以致年代久远，到头仍旧不能成功”，同时还具有系统容易追寻及事迹信实可靠之优点。二是批评中国旧谱“源远流长”的大毛病，过去能慎重从事修谱者寡，而绝大多数的人都攀龙附凤，去认不相干的人作远祖，因此族谱虽然很多却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三是希望修谱者应该从每族的始迁祖数起，把那些“无参验”不可深信的远祖一概从略。

先生斯言诚哉，族谱既与血缘寻根相系，亦与地缘寻根相连，同时上对祖先报本，下对子孙传信。唯有凸显始迁祖在族谱中的地位，以始迁祖的存在去评断一部族谱的重要性与可信度，把主要精力放在写好本支本派的历史上，族谱才能真正具有“信史”的价值，才能促使后人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的族谱学理论。章学诚在《修志十议》指出：“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窍，时近则迹真，”就是说，要占有时近、地近之便利，族谱编纂才能轻而易举，后人利用族谱进行地缘寻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良效。

时下各地各氏族修谱之风盛行，一些地方或姓氏追求贪大求全，动辄以总、通、全为目标，家谱没有修好就要修支谱，支谱没有修好就要修族谱，甚至于就要修总谱、通谱乃至全谱。这是一种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表现。还没有学爬就要学跑步，图纸还没设计就要建筑摩天大厦，如此修出来的谱岂不是一个怪胎？有些不学无术的主编，不承认其先天不足，更不愿意后天补救，却凌驾于修谱理事会之上，强将怪胎乔装为天仙，要求族人顶礼膜拜，势必引起族人反感，将好事变为坏事。


    众所周知，始迁祖在谱牒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及特殊意义，各宗族若能以始迁祖作为断限，就能清楚交代其血缘及地缘之渊源关系。祖与宗虽然在字义上有别，但却相循而衍生，因“迁”而肇始一个新的宗族，这位祖先当然也会被他后世子孙尊为始迁之祖。《礼记·大传篇》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谓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具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

追溯宗族历史之发展，若能找出氏族的始迁祖，并以他为断限人物，则对探究上代各个祖先人物事迹，即可收亲疏易辨与信实可靠之效。清朝郑献甫在《补学轩文外编一》指出：“若断自始迁者，为祖继别者，为宗同出者，为族所距不过数十年，则上治易，相去不过数十里，则旁治易，其相与庆吊往来，岁时问讯，犹相属也，纵之联异世，横之联同世，总之而为谱，丝牵绳贯，棋布星罗，一展卷而亲疏如绘矣。此而不信，谁为信首?”族谱与宗祠是血缘继嗣群体最明显的特征，从族谱的断限与宗祠的报本中，可以更明了始迁祖的重要地位。

    动辄就要修总谱、通谱的主编们、一心要穷源溯流、追溯始祖至盘古、共工的主编们，请沉下你们躁动的心，认真读一读100年前适之先生的《一篇族谱的序》吧。读进去了，烂熟于心，会对我们的修谱有些许的帮助的。不信，请君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