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汉骥(1899～1977)，现代考古学家

冯长生

冯汉骥(1899～1977)，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字伯良。湖北省宜昌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卒于1977年3月7日。1923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文科。1924年任厦门大学图书馆主任。1931年赴美深造，先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学习，后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1936年获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归国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41年兼四川省博物馆筹备主任，1943年又兼任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代理系主任。1949年以后，曾担任西南博物院副院长、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等职。

冯汉骥是运用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其早期著作《中国亲属制》，即从亲属称谓入手，探讨中国古代亲族关系、婚姻制度方面的若干重要问题。他又擅长综合现代民族考察资料、民俗学资料解释考古学的问题，所著《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的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等文，对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很有影响。他曾参加五代前蜀王建墓的发掘，并在成都平原作过考古调查，对四川汉墓的特点和分期、巴蜀兵器的分类断代等都提出过颇有参考价值的意见。所著《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964)一书，对唐、五代的音乐、建筑、工艺美术等方面均作了深湛的研究。

仲冬时节，寒意袭人，阴冷的天空飘着丝丝细雨。我们履雨来到长江岸边一座美丽的城市宜昌，寻访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专家冯汉骥先生的足迹。


几经周折，我们才在城西夷陵区（原宜昌县）找到先生的故里冯家湾，这里原是一片农田，而今已发展成为小商品市场。据称，这里是渝东、鄂西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喧嚣的闹市划破了昔日田园的静美，叫卖声、吆喝声、车鸣声此起彼伏，在浓厚的商业气息中，我们的寻访显得分外不合时宜，往往被置之不理或告之“不知道”。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两位先生的亲侄，一位是69岁的冯士元老人，原是冯家湾小学的老师，已多年退休在家。另一位是其胞弟冯士先，原是当地的农民，后来这里发展成城镇，便成了无业市民。兄弟两人中仅冯士元高小毕业，他对叔叔稍有了解，听说我们的来意，他特地从家里拿出一本发黄的《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并告诉我们，叔叔只在解放前夕为爷爷、奶奶奔丧时回过家乡，此后“一直没回家看过”。


看来，先生在故乡是没有太多的痕迹。好在通过先生的亲侄，我们打听到了先生儿子———寓居成都已年届66岁的冯士美先生。


于是，我们试着拨通了电话———许多生活的图像，在心灵的长期侵染下，已经成为一种前尘梦影，旧时月色。但对于父亲，冯士美先生却有着真真切切的记忆，电话那头的话语不免有些絮叨，但却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大写的学者，一个智者的灵魂，一位跋涉者的足迹。

一

1899年，长江岸边一个贫苦的家庭呱呱坠地生下一个男孩，当中学教员的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便取名为冯汉骥，并赐字伯良，希望他长大像千里马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冯汉骥没有辜负家人的厚望，从小就显露出了读书的天赋。5岁在家乡私塾中发蒙，10岁便考入了美国教会办的宜昌美华书院学习，后入安庆圣保罗高等中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免费进入武昌文华大学。


先生在大学时攻读文科，兼修图书馆科。1923年毕业后，被老师介绍到厦门大学任图书馆襄理，后升任主任。适逢鲁迅先生在厦大任教，两人过从甚密。先生在图书馆为鲁迅先生安置了一间寝室，鲁迅先生遂在此考订中国典籍，引起先生对文物考古之兴趣。先生暇时又常协助生物学教授秉志采集标本，协助研究，以后先生之学习人类学，即发端于此。


1931年夏，先生赴美深造，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1933年，先生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1936年夏，获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先生运用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解释某些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现象，立论新颖，推理精确，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注意。尤其是《中国亲属制》一文，探索中国古代亲属制名称之由来，旁及交表婚、姊妹同婚及收继婚三种婚姻制度在历史上之反映，使若干千古集讼的问题得到科学而合理的解释，在当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从而也奠定了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

二

1937年春，先生应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的邀请，回国参加其和梁思永等殷墟及城子崖等发掘工作。适逢中原沦陷，乃转入后方，受聘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先生把睿智地目光了转向了在长江流域的民族考古研究工作。


从此，巴山蜀水间遍布了一位跋涉者的足迹———1938年暑假，先生只身往峨江上游地区考察羌族现状，历时三月，风餐雨宿，披荆斩棘，备历艰辛。此行除在民族学上获大量资料外，又在汶川县雁门乡清理了一座石棺葬。其后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道了此类墓葬，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


1942－1943年，他主持了前蜀王建墓之发掘，像这种规模较大的地下基室的发掘，不但在西南是首次，就是全国范围以内，也是没有先例的。


1944年，他在四川大学校园内成功取出一件雕版印刷品，成为至今国内保存的最早的中国印刷品标本。


1962年，他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的编写，该书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可视为先生二十年辛勤劳动之总结。此书的出版，不但是考古学上的重要成绩，也是对我国


工艺美术史、建筑史和音乐史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是我国现当代考古学上的一座丰碑。


解放后，先生和著名的考古学家徐中舒先生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数年之间，使四川考古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其最著者，如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当时长江流域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在宝成铁路修建过程中发现的船棺葬，为研究古代巴蜀的历史，提供了新的依据；在羊子山发掘的土台遗址和大量墓葬，其时代从春秋延续到明清，等于是翻开了一部四川墓葬编年史。


先生还振聋发聩地大胆预言：我国早期新石器的文化可能要到长江流域去寻找，而不一定局限在黄河流域。为此先生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希望以此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项主要的科研项目，但自1964年以后，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先生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1973年，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终于发现了一种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原始文化，证明了先生预见的科学性。


先生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长江，生前还制定了大量的考古计划———探索长江流域远古文化之源流，编写出羊子山发掘报告，并系统地研究西南民族历史。


惜壮志未酬，而哲人已逝。1975年11月，先生身体已很衰弱，但仍为从湖南、贵州等地来四川参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作了有关夜郎研究的学术报告，会后即感不支，进入医院。以后时病时起，延至1977年3月7日逝世。

三

先生一生均遵守祖母“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训示。


1914年，先生入宜昌美华书院学习，这是一所美国办的教会学校。因美籍校长侮辱一位中国教师，先生激于义愤，鼓动同学反抗，结果被罚停学半年。


1919年先生以第一名成绩从安庆圣保罗高等中学毕业，按规定免费进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大学，但入学以后，教会要求先生信教、读神学，遭到先生拒绝。于是教会取消先生享受免费的权利，要先生偿还全部学费。先生在毕业以后，省吃俭用，在两年内悉数奉还。


20世纪40年代初先生负责主持王建墓的开掘，当墓室开启以后，外界谣传其中有大量金银财宝，引起土匪的觊觎，竟至武装抢劫，将先生捆绑拷打半天之久。虽历如此艰险，但先生保护文物之决心，并不动摇，发掘工作未受影响。


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年代，先生洁身自好，不入反动党团，不与政界中人来往，“虽有相熟之人，当其一入政界，就等于断绝来往了老体弱”。对于某些外国人打着学术的幌子在我国边疆活动，亦存戒心；当有人约他参加当时为外国人主持而成员又较复杂的某边疆学会时，先生“以为中国边疆不应外人研究”，拒不加入。解放前夕，又拒绝了国外友人约其去美国工作的建议。


在“文革”中，先生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不论在何种艰危的情况下，均以气节自励，不作脱离实际的检讨，不写虚假误人的材料。


凡此种种，都显示了一个正直学者的品格。

四

年光已如飞鸟般地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后人去指认、评说。而巢里每年都有“凤凰”栖飞，国内之民族、考古工作者，很多出自冯汉骥先生门下，流风余韵，绵绵不绝。先生的孙子冯六一目前正在四川考古所，从事着先生未竟的事业。长江两岸仍活跃着一大批考古工作者，他们正沿着先生的足迹，为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进行文物古迹的发掘与保护。先生九泉有知，自当欣慰。


故乡人也没有全然忘记先生，冯士美告诉我们，前年县里修县志，还特地让他提供了一份父亲的材料。而在西南四川，人们更是无法忘记他。四川联大在1999年举行了盛大的冯汉骥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冯士美还告诉我们，父亲解放后多次表示“想回老家看看”。但为了考古事业，他只争朝夕，经常“忙到深夜”，只好抱憾终身。


揖别夷陵，已是暮色四合。街头的梧桐落叶在脚底下“吱吱”作响，霓虹闪烁的乐坊断断续续飘来流行曲———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小溪流浪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在长江岸边“流浪”了近大半生的先生，如能听到这妙曼婉转的歌声，当是如何感想？




文化名人故里寻访记37

荆楚在线（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