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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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乐初

     冯雪峰（1903—1976），原名福春，笔名画室、洛扬、成文英、何丹仁、吕克玉等，浙江义乌人。我国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优秀共产党员，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诗人、作家。

（一）
     1903年6月2日，冯雪峰出生于浙江义乌赤岸神坛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家祖祖辈辈不识字，祖父冯薪水是勤劳起家的老农，父亲、母亲都是农民。祖父的执著、倔强和母亲的善良、慈爱，给了少年雪峰最大的影响。他从小就上山砍柴，放牛割草，以后下地学干各种繁重的农活，经受过劳动和生活的艰苦磨炼，同时也受到了浙东农民那种质朴、耿直和倔强的气质的熏陶。鲁迅曾说，雪峰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雪峰自己也说过：“凡在我们地方的人都有这特色，身体坚硬，皮包焦黑，石一般的心的痴呆，恰恰和我们的地土相合。我们是纯粹的山里人。”
     冯雪峰从小天资聪颖，读书成绩优异，但也相当调皮，爱打抱不平。他在义乌县属第三小学读书时，就爱好作文，尤喜诗歌创作，显露了他的才华。“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雪峰已经小学毕业。他背着家庭，偷偷跑到金华，以第一名的成绩为一位同学考上金华中学，所得报酬是路费和食宿费，然后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他接受“五四”新思潮，带头反对学校当局的专横压制，发动了罢课，因此被开除了学籍。
     1921年秋，18岁的雪峰考进了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该校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被赞为“当时南方最革命的学校之一”。他进校不久，就开始写作新诗，投入反封建礼教的斗争。他参加发起组织由新文学前辈朱自清、叶圣陶和刘延陵任顾问的文学团体“晨光社”。接着，他先后结识了“一师”同学、诗友汪静之、潘漠华和上海的应修人，结成“湖畔诗社”，成为“湖畔诗人”。他的湖畔诗，既保留了农民的本色，散发着泥土的幽香，又反映了一个知识青年的觉醒，受到了广大青年，尤其是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的欢迎。有的诗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毛泽东特别赞赏雪峰写湖畔诗的精神，认为他在《湖畔》里的诗写得很好。诗人绿原说，雪峰是“新诗的开路人之一”，他的湖畔诗“足以莫定他在新诗史上的地位，是值得后人永远景仰的”。
     冯雪峰在浙江一师读书时，贫困常常使他陷入窘境。他不得不辍学，去当学徒，当代课教师。然而生活的贫苦反而激励他去作新的追求。他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成为《新青年》等进步报刊的热心读者。1925年春，他到北京后，更热衷于研究社会科学的理论。虽然贫穷使他不能成为北京大学的正式学生，但他一面打工谋生，当文字校对、家庭教师、故宫博物馆雇员等，一面借潘漠华的入学证去北京大学旁听。他不满足于中文的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在一年时间里靠自学，学会了日文，就如饥似渴地阅读日文版马列主义著作。他崇敬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给了他极大的刺激。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个月后，共产党人遭到大屠杀的时候，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组织被破坏，北新书局也被查抄。雪峰为纪念李大钊等烈士，在一部译稿的扉页上写了“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的题词，也被查出，因而被当局追缉。他不得不离京南下。

（二）
     1928年二三月间，冯雪峰离京到了上海。这时正值“革命文学”论战。“创造社”、“太阳社”集中火力围攻来上海不久的鲁迅。雪峰写了第一篇评论鲁迅的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正确评价鲁迅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也是党内最早论述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的文献之一。
     冯雪峰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家之一。从日文版译本转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共同事业，使雪峰与鲁迅接近起来。他在鲁迅的指导与帮助下，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从此，他成为鲁迅忠实的学生和亲密的战友。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并作为发起人，参加发起和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李立三和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陈庚，都是通过冯雪峰的。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即兴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也是雪峰会后追记，经鲁迅修改后公开发表的。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主要通过雪峰。雪峰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后又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冯雪峰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30年代初期，正是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日子，时时处于被敌人追杀的危险之中。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被国民党逮捕。一个月后，柔石等五位作家被国民党杀害。为了表示强烈抗议，悼念牺牲战友，雪峰同鲁迅商量出版秘密刊物。他们仔细研究，作了缜密的安排。鲁迅定了刊名《前哨》，亲笔题字，并写了著名的悼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雪峰负责组稿，联系印刷厂，参加校对和装订，并写了《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4月20日，《前哨》第一期“纪念战死者专号”编就。它向全国、全世界公开揭露了国民党屠戮革命作家的罪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在这一天，鲁迅携家属邀雪峰全家一起拍照留念。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一对亲密的战友，两个革命的家庭。但此时雪峰的处境更危险了。
     1933年，上海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受到严重破坏。是年11月，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有一次去法租界看一个宣传部干事。他不知该同志在上一天已被国民党逮捕。他刚进门，还没上楼，就看见楼梯口旁有个彪形大汉，站在黑影里守候。他警觉到已出事，立即转身就跑，没跑几步，就给背后紧迫过来的特务抓住臂膀。他膀子用力一挥，又急转身，接连几拳猛打，一面高呼 “强盗绑票”，一面从人群中逃脱，乘上出租汽车脱离了危险。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显然已经掌握了他的情况，中央局认为他在上海工作已不安全，决定调他到中央苏区。

（三）
     1933年12月，冯雪峰途经地下秘密通道，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瑞金。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此前，他们虽未谋面却彼此已知道。早在20年代，毛泽东就请人转告，说他喜欢雪峰的诗，希望雪峰到南方来参加革命工作。雪峰对毛泽东当然知道得更多。所以他们一见如故。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长，不久任副校长。1934年1月列席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委。他经常与毛泽东接触，交往甚多。有时，中央党校杀了猪，雪峰就请毛泽东来会餐。发了津贴，两人就一道下馆子。他们常一起散步，或促膝谈心，交谈不下数十次。他们畅谈文学，诗歌，畅谈上海文艺界特别是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和反对国民党的残酷野蛮屠杀与压迫的英勇斗争。有一回，毛泽东到雪峰住处，风趣地说：“今天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他告诉雪峰，他很早读过鲁迅的作品，并对《阿q正传》作了独到的评价。在昏黄的灯光下，毛泽东靠床坐着，一面用旧报纸在桌上卷旱烟叶子，一面全神贯注地听雪峰谈鲁迅。雪峰还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了毛泽东。他听了很感动，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毛泽东从未见过鲁迅，他对鲁迅的斗争、写作、性格、结交的友人以及生活习惯等等，主要是从冯雪峰的介绍中了解的。当时毛泽东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甚至连“长征”出发时间也不知道。雪峰经过他门口，告诉了详情，他才匆促起程。当时，在中央苏区的翟秋白，也向中央提出参加长征的要求，并已作好出发准备。但是，“左倾”领导者利用战略转移的机会排斥异己甩 “包袱”，没有同意。雪峰得知这一情况，特地去和他告别。临别时翟秋白脱下身上的灰毕叭长衫，披在雪峰身上。雪峰十分珍惜这种深厚的友谊，一直把这件长衫留在自己身边，经历了雪山草地的严峻考验，被捕后还把它带进上饶集中营，以后保释出狱时又带出集中营。它成了雪峰生命的一部分。
     长征时，雪峰被编在“中央纵队”里。先在罗炳辉任军团长的九军团任地方工作组副组长。遵义会议后红军整编，他又调到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的红色干部团，任肖劲光为队长、莫文骅为政委的上级干部队的政治教员。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对雪峰非常关心。有好几次，毛泽东搞到了当时奇缺的纸烟，就派人送给雪峰。红军过大雪山后，毛泽东看到雪峰还活着，非常高兴。他跳下马，把地图铺在路边，给雪峰讲了半个多小时，说明这一段军事路线选得不好，如果选得好，还可以少牺牲一些同志。他还把翟秋白牺牲的噩耗告诉雪峰，沉痛地说：“不仅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遵义会议后任中共中央书记的张闻天，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就同雪峰熟悉，在中央苏区中央党校又在一起工作，因此时常来看望雪峰，告诉一些情况和消息。雪峰在长征中还支持莫文骅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50年过去了，此事仍使莫文骅念念不忘，“着实叹服雪峰的政治理论水平”。当时任红色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说：“当时，雪峰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文学家，但没有一点架子，和大家一样的装束，吃着一样的饭菜，一样地柱着棍子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一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多年的文化人，在极端艰难的长征路上，随军步行二万五千里，一直坚持到陕北，是难能可贵的。”
     雪峰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春参加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任地方工作组组长。他率领的小组在征战中和部队失去联系，经过10多天的艰苦转战才回来。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同志就会打游击。”是年4月，中共中央特派冯雪峰到上海工作。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同他作了长谈，交代了任务。毛泽东同他谈到深夜，并向他交了底。毛泽东说可以把底牌告诉你，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暂时很强大，要把他们赶出去，需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条战线甚至包括了蒋介石本人在内。周恩来交代了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的任务，还给他密码和2000元钱经费，约定他用“李允生”的化名。周恩来还亲自派人护送他到苏区与张学良部的交界处，  同张学良军队中的地下工作人员接上关系。毛泽东、彭德怀特地联名发电报给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说：“宁方代表张子华借敝方代表李允生十七日到达肤施（即延安），请兄保护到西安，以便转回南京，特此奉达。”


（四）
     4月25日，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了上海。他的主要任务是整理、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和做好国民党上层及地方实力派中的统战工作。他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到1937年12月离开上海，他在一年多时间里，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其一，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秘密谈判做了打前站的工作；同南京方面取得联络，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各个派系，以及华北、两广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此事直接由毛泽东负责。7月6日，张闻天、周思来以“洛恩”的联名信，指示雪峰“应派得力干部代表党或苏（维埃）红（军）同两广，首先是广西当局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对于韩复榘、宋哲元等发动反蒋的运动，我们也应积极支持”。要求把“各派抗日的武装发动与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7月26日和30日中共中央举行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具体问题之一，就是冯雪峰在上海的工作。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中查出，这两次会议都充分肯定了冯雪峰去上海后的工作。毛泽东说：“上海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周恩来说：“要建立上海各地党的基础，必须多派如允生这样的人去。”又说冯雪峰的“工作范围太复杂，在外交方面、政治方面都要他负责，事实上是做不过来的。”为此，对加强领导的人选作了酝酿。毛泽东于8月14日专门写信给冯雪峰。信中说：
     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的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你的通讯方法务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并与我处直接联络，不要经过你，以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洽之事，望写一报告来。刘子青关系要搞得十分好，使他专心为我们奔走华北，旅费我处供给。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络希望否?
毛泽 东  
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还复函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派到陕北进行联络的代表刘子青，请他同“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傅作义、阎锡山、商震六处，亦祈鼎力斡旋，直接间接进行联络”，并要刘子青向冯雪峰通报情况，进行联系，“有何见教敝人之处，则请经过允生同志”。可见，雪峰负有对国民党上层进行统战工作的全面责任，并不限于南京和上海两地。他去香港同潘汉年见面，就是商量如何就近开展两广的上层统战工作的。其二，请鲁迅帮助在上海建立了秘密  电台。后来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冒着风险租到合适的房子。从此，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同陕北中共中央有了电台联系。其三，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于1936年12月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上海地下党的重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四，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等人，与上海各界救国会的领袖建立了联系，使救亡运动直接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和影响，保证了它的健康发展和日益走向高潮。其五，还为寻找毛泽东两个失落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做了大量工作。雪峰终于在董健吾家找到了毛岸英兄弟俩。他又把毛岸英兄弟托交杨承芳，搭法国轮船经南洋去巴黎，转到前苏联莫斯科深造。其六，沟通了中国共产党与鲁迅的关系，加速了鲁迅向共产主义伟人的飞跃。雪峰刚到上海时，就住在鲁迅家里，与鲁迅有过多次长谈，把他所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切，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的情况，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都详尽地告诉了鲁迅。鲁迅是先信服了毛泽东、共产党，才相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并很快由相信到热烈拥护。鲁迅的实际行动，集中地表现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和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三篇重要文章。其中，雪峰有着历史性的功绩。“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最初是雪峰与胡风讨论过，鲁迅同意，并作为最后决定者授意胡风写文章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都是雪峰拟稿，署名鲁迅发表的。当时鲁迅重病卧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则是由雪峰起草，鲁迅补充改定。这三篇历史文献，既是鲁迅思想发展到高峰阶段的标志，又是鲁迅同雪峰革命友谊的结晶。在鲁迅逝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雪峰多次同他谈共产党，谈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谈红军长征，谈革命根据地创建等等。鲁迅在谈话中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鲁迅也清楚地意识到，正是雪峰，使他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了解，使他这段时间的心境变成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鲁迅逝世后，冯雪峰负责主持鲁迅葬仪。他提出把毛泽东的名字  列入鲁迅治丧委员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一生致力于传播鲁迅精神，捍卫鲁迅的旗帜，成为举世公认的最有权威的“鲁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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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37年7月，冯雪峰因抵制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中共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博古激烈争吵，拍了桌子，双方对骂起来。雪峰一气之下，就写信向潘汉年请假，要求回家专事写作。他要用文学的形式反映长征的伟大壮举。此前，他曾向鲁迅、茅盾、沈钧儒、宋庆龄、史沫特莱等所有接触到的中外朋友热情介绍过长征的伟大业绩。特别是一连好几个星期同美国著名革命作家史沫特莱谈长征，通过她向全世界宣传长征的胜利。她的文章，是传到  西方去的有关长征的第一篇报道。史沫特莱后来访问陕北，完全是受了冯雪峰的影响。而斯诺进入延安，则是冯雪峰具体安排的。他们分别写的《中国战歌》和《西行漫记》详细介绍了“史诗般的长征”。冯雪峰曾寄厚望于鲁迅，相借重鲁迅的笔形象地反映长征的伟大业绩。然而鲁迅的过早逝世使他的宏愿落空。于是，他打算亲自拿起笔写这亘古未有的长征的小说。是年12月，他从上海回故乡义乌，专心致志从事关于长征的创作。至1938年底，他写了50000多字，暂名《红进记》，后改题为《卢代之死》。1939年元宵节前夕，雪峰与专程来访的青年作家骆宾基作了三次彻夜长谈，讲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梗概，也给他看了小说前半部的初稿。到1940年10月，雪峰以三年功夫，终于写成了长篇巨著《卢代之死》，共50  余万字。在义乌期间，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为宣传、组织抗日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例如组织农民成立抗日群众武装“同心会”，觅购枪支弹药，联合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民族抗日统战工作；创办赤岸中学战时补习班等。正当他准备动身去桂林的时候，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卢代之死》手稿和关于长征的回忆扎记全部散失，以后再也没能找回来。


（六）
     1941年1月，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有一封告诉雪峰国民党查抄金华进步文化新闻机构等消息的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查获。雪峰因而被捕，押解到上饶集中营。在这个特殊监狱中，他经受了疾病与敌人的双重折磨。在茅家岭，他先染上“回归热”，又患肋骨结核病，竟烂断了两根肋骨。一次，他昏迷不醒，宪兵特务以为他死了，把他丢在破庙里。幸亏难友发现，把他抬回来。难友毛鹏仙用一把刻图章的小刀，一碗清水，没有麻药，给他开刀放脓，抽去烂断了的两根肋骨。就是重病在身，特务还要逼他劳动、跑步，他常昏倒在地。在集中营从上饶撤往闽北建阳的途中，他是病情最重、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倒在烈日下，再也站不起来。特务的皮鞭劈头盖脑向他抽来。“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走不动了!”他愤怒地说。由于已保释出狱的难友郭静唐的庇护，他那天没有被打死，顽强地活了下来。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里，他始终不屈地同凶残的敌人作斗争。一是进行秘密串联，帮助难友越狱。他首先在共产党员中进行串联，并通过各种渠道同外界保持一定的联系。他曾给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等高级干部传递信息，在经济上为他们出过力。他经常向难友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讲述毛泽东、周恩来的革命生涯，讲述鲁迅的斗争业绩、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斯诺访华情形等。他又教人学日语。他成了这批抗日囚徒的精神支柱。他还帮助著名画家邵宁、赖少其，集中营剧团、球队的部分同志，与他一起住过医务室的三位女同志和“文化组”计惜英、杨良瓒、叶苓越狱。二是以笔当枪，坚持斗争。公开的，他通过编墙报，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秘密的，他又开始了停笔14年的新诗写作。长诗《灵山歌》是为纪念方志敏率部开辟根据地及其殉难的伟大业绩而作的，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他在集中营写了50多首长短诗，托人带给上饶的地下党员廖卜三保管。由于白色恐怖和日军对上饶地区的轰炸，这些诗稿全部散失。他出狱后，将自己保存的39首诗的底稿整理题名《真实之歌》出版。
     1942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主动问起冯雪峰的情况。当得知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时，他立即与陈云商量决定，一定要把冯雪峰救出来。他们当即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周密的布置。董必武说动了国民党陈铭枢派的胡秋原打电报保释冯雪峰。宦乡和郭静唐几次出面向集中营交涉，最后以治病为名保释雪峰出狱。董必武与他在1933年中央党校共过事，在长征中又同编在干部团“上干队”。董必武知道雪峰特别喜欢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就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美国旧金山创立联合国会议时，特地买了一部印得非常精致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带回来送给雪峰。   


（七）
     1942年11月，雪峰出狱后，曾在丽水和云和暂住，为《东南日报》（丽水版）写杂文。翌年5月动身去广西桂林，住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邵荃麟处。不久，奉周恩来之召到重庆。一见面，周恩来兴奋地拥抱了他。周恩来、邓颖超还高兴地留他一起吃饭。他向周恩来汇报了被捕及出狱经过。当他谈到在上海与博古争论的事时，周恩来说：“当时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周恩来指示他在重庆争取公开活动，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些文章，同时以个人名义做些统战工作。从此，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1945年，他把自己在重庆出版的《乡风与市风》和《真实之歌》寄给丁玲，转给毛泽东。是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期间，曾会见雪峰，称赞说：“好几年来还没有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真实之歌》这样好的作品。”后来，雪峰又把获得蒋介石蓄意利用谈判机会，企图将毛泽东长期软禁的情报最早报告了周恩来，使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及早采  取了有效措施，迫使国民党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
     1946年2月，冯雪峰奉命由重庆到上海，向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驻上海联络处报到。他在周恩来的教导和影响下，在上海文艺界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团结了一大批党外进步文艺工作者。他还不顾个人安危，冒险营救中国劳动协会周颖等22人和作家骆宾基。1947年2月，国民党迫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撤离。周恩来又一次找雪峰谈，指示他继续留在上海。在这期间，他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杂文和寓言。他的杂文深受鲁迅的影响，深刻、犀利，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杂文家。他还是中国现代寓言的开拓者，是创作新寓言历史较早、用力最勤、收获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


（八）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此后，雪峰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写了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由沙蒙、张客导演拍成电影后获1949年——1955年优秀影片二等奖。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重新开始写《卢代之死》。在7年时间里，不知熬了多少个夜晚，《卢代之死》已陆续写成数十万字的草稿。然而，一个晴天霹雷朝他打来一一他被错划为“右派骨干分子”，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他没有绝望，只是把这部书稿锁入箱里。1958年在开除他党籍的党支部大会结束后，他对支部书记说：“支部书记同志，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1961年， “右派”第一批摘帽时，周总理亲自提名为他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摘帽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部搁置数年的末完稿《卢代之死》从箱子里拿出来。然而，他正待动笔，却被告知，他可以写作，但像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伟大的革命题材，他不适宜写。他震惊了，他的帽子虽登报摘去，但他的“右派”身份并末改变。这一次，他没有把稿子锁回箱子里去，而是默默地将它投入熊熊炉火之中，付之一炬。他把创作的目光转向了历史题材。从1962年起，他计划关于太平天国的长篇小说《小天堂》的创作。他到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跋山涉水，了解山川地势和太平天国进军情况，实地观察太平军安营扎寨的地址，特别到广西桂平金田村采访，历时3个月。他为此断断续续花了15年时间。他要把亲身经历的长征的感受和体验，融进这部历史长卷中。他要使那一段悲壮的历史复活起来，要从他们覆灭的血和泪中，为子孙后代寻找点什么。但由于客观原因，这部长篇小说最后也未能完成。1965年，他参加了“四清”运动，被评为“四清”工作模范干部。“文革”期间，他被关入“牛棚”，无休止地写检查，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诬陷任何一个人。1969年9月，他又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0月，由湖北回京，安排在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但不准他上班，只许他在家看稿、答题。他却全身心都扑在传播鲁迅精神这一神圣工作上：校订《鲁迅日记》，满腔热情地培养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1975年3月，72岁的雪峰，作了一生中第三次大手术——左上肺全叶切除。他出院不久，癌细胞扩散，已经严重到说话失声。他自知已不会久留于世，因此抓紧每一分钟工作。临终前，他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的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征求意见本。1976年1月31日，他不幸逝世。
     1979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给他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同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为他补开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给他献了花圈，对他光辉的一生作了公正的历史评价。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9月版
《雪峰文集》，冯雪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欣慰的纪念》，许广平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版
《冯雪峰评传》，陈早春、万家骥著，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雪峰年语》，包子衍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版
《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胡愈之、冯雪峰著.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冯火求

敬礼！

冯火求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