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前市委书记冯基平

冯德华

                北京前市委书记冯基平“文革”中的磨难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文革”开始后，秦城监狱变成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关押、迫害“政治犯”的场所。

“文革”之前，秦城监狱有400间牢房，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文革”开始后，见一批批被迫害的“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加建牢房。有报道称，其间，这里一共关押了500多名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人竟被关了10年之久。

在这些蒙冤入狱的人当中，有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他当年主持修建了秦城监狱，在“文革”中却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进来，遭受了9年非人折磨。出狱后，他历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等职。

近日，冯基平的女儿冯璐，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回顾了那段沉重的往事。

“全天候”式审讯

1966年的一天，正在读高三的冯璐，放学后去北京市公安局找父母。还没进门，她就被母亲拉住:“不要进去，赶紧回家，这里贴满了批斗你爸爸的‘大字报’。”冯璐问:“爸爸犯了什么错？”母亲沉默了片刻，低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这一天开始，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冯璐失去了与父亲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在编写《冯基平传》一书时，费尽周折，才从秦城监狱找到一张“逮捕证”，弄清了冯基平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确切时间。这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证”上写着:“兹命令卜××同志持此证对现居住在×处之冯基平进行逮捕。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

《冯基平传》详细记述了这位老革命在秦城监狱的遭遇。

那时的秦城监狱，每栋楼里都设有审讯室。审讯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11点、下午2点－5点。原来的管理干部都被打倒，整座监狱被“造反派”接管了。

审讯冯基平的专案组负责人，是康生的秘书齐某。为了让冯基平尽快招认自己“反党、卖国、叛变革命、搞独立王国”，“造反派”们有时在半夜里把他带到审讯室，进行突审；有时，专案组的人实行“三班倒”，从早晨一直审到深夜，对他进行疲劳轰炸。一次，专案组让打手们殴打冯基平。他愤怒地大骂打手是土匪，结果被戴上了“背铐”(手被拧到背后铐起来)。此后，冯基平常常被戴“背铐”。

一天深夜，专案组再次将冯基平带进审讯室，用强光照着他，使他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随后，审讯人员高喊:“冯基平，你老实交待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的卖国罪行！”冯基平大怒，举起双手，猛砸在桌子上:“血口喷人，你们完全是秦桧的伎俩！”由于用力过猛，手铐割破了他手腕上的皮肉，鲜血当即喷涌而出……多年以后，冯璐在探监时发现，父亲瘦若枯柴的手腕上，仍有一圈深深的伤疤。

对冯基平这样的老公安，专案组的刑讯逼供毫无作用。于是，他们开始在精神上羞辱、刺激他:“你就是仇恨共产党，你听到共产党三个字，就咬牙切齿。”冯基平冷笑着，张大了嘴巴——里面的假牙早已被专案组摘掉，“请你仔细看看，我满口连一颗牙齿都没有，我怎能咬牙切齿呢？！”在一次审讯中，齐某追问冯基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冯基平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说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是错误的！”审讯室里的人都惊呆了，“你……你不许说领袖犯了错误……”专案组气急败坏之余，又给他加了一项“罪名”——“死硬的反革命分子”。

1972年，秦城监狱搞刑讯逼供的事情，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当即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有人汇报说，冯基平“在秦城监狱里表现最坏，给他戴上‘背铐’还不老实，还骂主席”。毛泽东听后皱了皱眉头:“把那玩艺(指“背铐”)给摘下来。他骂，就叫他骂嘛！”

很快，秦城监狱接到了“最高指示”，冯基平这才从4年多的“背铐”中解脱出来。

“45室”从不关窗

“文革”期间，控制秦城监狱的“造反派”，对“罪大恶极的政治犯”一律实行单独关押，连放风时都不让他们互相见面。关押他们的单人牢房很小，窗子离地面却有一人多高；天花板上挂的灯泡，套着一个磨砂灯罩，外面还有一层铁丝网，光线异常暗淡；电灯的开关设在门外，由看守控制。

起初，冯基平被关在其中一栋楼的“45室”。为了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判断还有哪些战友、同志入狱，冯基平从来都不关窗户。牢房里不供暖气，就连滴水成冰的季节，他仍然不肯把窗户关上。夜深人静时，他经常能听到老人和妇女的哭喊声。晚年，他曾对女儿冯璐说:“听到那么多同志的哭声，我受不了呀！”

一次被审讯、拷打后，冯基平拖着脚镣往回走。在楼道里，他突然大声高喊:“难友们，联合起来！”旁边的专案组人员一拥而上，堵上了他的嘴巴。从那以后，冯基平被剥夺了放风的权利。

但冯基平仍然不肯妥协，一有机会，他就在牢房里大声喊话，希望有人能听到。平反出狱后，他曾问当年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难友:“你们听见我喊话了吗？”有的难友说:“听见了，但分辨不出是谁的声音。”

冯基平还把吹捧“四人帮”的杂志撕成拍子打苍蝇；把报纸撕成纸条，在地上摆出“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我无罪，要求释放我！”

后来，恼羞成怒的专案组，把冯基平关进了封闭式隔离间。这种牢房无窗、无灯，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四面墙壁上粘着橡胶皮，头撞上去就会被弹回来，使人无法自杀；房内空气稀薄，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冯基平常常感到胸闷、憋气。

接待室里斗智斗勇

1972年12月9日，冯璐等兄弟姐妹5人，终于获准进入秦城监狱，探视父亲。此时距他们上一次见到父亲，已经过去了7年时间。他们带了整整两麻袋的东西，包括给父亲买的衣服、他爱吃的食物和营养品、他爱看的《资本论》和《史记》……专案组的人警告他们:“不许向冯基平通报外面的消息，也不许打听冯基平在监狱里的事。”

进入秦城监狱后，兄妹5人被带进了一间空荡荡的接待室。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只放着一张方桌和几条长板凳。过了一会儿，一位头发花白、面无血色、瘦骨嶙峋的老人，被看守押了进来——那就是他们曾经很威武的父亲！巨大的悲痛涌上他们的心头。但他们一直强忍着，默念着早已商量好的约定:第一，谁也不许在父亲面前哭；第二，每人负责给父亲传递一条重要消息。

冯璐分到的任务是告诉父亲“林彪摔死了”。当时，社会上早已知道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的消息。但在秦城监狱里，报纸上的相关消息都被剪掉了。冯璐第一次轻声说“林彪摔死了”时，冯基平没有任何反应。她以为父亲没听见，又找了个机会说:“爸爸，林彪摔死了。”冯基平仍然没有反应。冯璐这才猛然醒悟过来——父亲这是故意无动于衷！这里到处都是专案组人员和看守，父亲得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探监时间很快就结束了。离开时，冯璐朝看守们愤怒地瞪了一眼。专案组据此认定她“态度不好”，从此再也不许她和二哥冯建东两人来探监。直到1975年底，冯基平才获释，结束了长达9年的牢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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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训朋

　冯基平，原名冯玉书，别名冯乃革，1911年6月1日出生，法库县卧牛石乡大屯村人。幼年曾在冯氏家族设的私塾馆接受启蒙教育。1917年，考入法库县立第二高小读书。1924年，到法库县立第三小学高级班就读。同年末，考人法库县私立平治中学读书。1927年转入奉天省城私立平旦中学校读书，后考入奉天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原奉天中学堂)读书。1930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学习。

冯基平的学生时代　　冯基平的学生时代，是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度过的。从小学到大学的读书费用，均靠其五叔冯万贵资助。在沈阳读书期间，经常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进步书籍，曾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校外活动。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期间，接受了进步组织和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影响和教育。
　　1931年5月，冯基平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　　“九一八”事变后，冯基平被派到北平东北留平同乡抗日救国会(又称北平东北青年救国会)工作，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冬，冯基平带领部分救国会会员潜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先后到锦州、新民、法库、辽中、辽阳、沈阳等地联络抗日武装。1931年11月，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耿继周部)成立后，作为该部队司令部秘书处长，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2年初，冯基平在辽阳小堡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第二支队完成工作任务后，返回北平。1932年6月起，任中共北平市委军委东北炮八旅旅委书记。同年8月，在发动游行示威的前夕，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关押到北平草岚子监狱。冯基平与同狱的薄一波等共产党员，在狱中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世界语，向看守人员宣传抗日道理，反对国民党的反省政策，积极参加要求监狱当局改善政治犯生活待遇和要求出狱抗日的政治斗争。据理痛斥国民党把东北三省拱手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径。冯基平虽然患病，仍坚持参加了七天七夜的绝食斗争。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在生死的考验面前，坚贞不屈、英勇机智地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大无畏气概和高风亮节。1935年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后，冯基平边治病边投入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3月起，任北平东北青年救国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36年5月，在北平南口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12月，作为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领导成员，以牺盟山西省委常委的身份开展活动。冯正确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出色完成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任务。担任中共山西铁路工委书记、太原市委常委后，直接领导同蒲路、正太路的党内外员工开展抗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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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　　“七七”事变后，冯基平以山西国民军军官教导九团政治部主任和牺盟地区负责人的身份开展工作。在担任山西青年决死队团长期间，组织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与H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9年12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阎锡山下令向坚持抗日的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发动突然进攻。冯基平带领抗日决死队十九团的部分战士，英勇作战，消灭了顽固分子所控制的二。三旅旅部，夺取了该旅部的领导权，使二。三旅完全变成了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抗H人民武装部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8月，冯基平率决死队四纵队二。三旅十九团参加了百团大战。10月，赴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养病。1941年3月起，任八路军总参谋部四局三科科长。1945年1月起，任晋绥边区调查局交通科科长。1946年1月至1947年夏，历任绥蒙保安处副处长、晋绥边区驻晋察冀边区办事处政委、晋绥公安局平津工作站站长。他往来于太原、北平、天津等地，在险恶的环境下，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派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获取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中央在解放太原、天津、北平等大城市的决策上提供了重要情况。由于情报及时准确，受到中共中央社会部的表扬。1947年夏至1949年10月，历任中央社会部直属工作站站长、北平市公安局二处处长。1949年11月至1953年12月，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53年12月至1964年9月，历任北京市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北京市委常委、兼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兼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古(古巴)友好协会副会长。在北京市领导政法工作期间，冯基平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政法公安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依靠广大群众和公安干警，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为维护首都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做出了卓越贡献，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在北京市任内，冯基平还负责过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外事和农业等工作。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奋努力，经常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督促检查，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为首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1964年9月起，调任陕西省委常务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冯基平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康生的诬陷，从1966年6月到1975年5月被关人监狱九年，在狱中带镣铐长达四年之久，受尽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面对林彪、江青等人实行的法西斯专政，冯基平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身体受到极度摧残的情况下，仍坚韧不拔地进行顽强的斗争。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其捏造的“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等指控，冯理直气壮地予以反击并且多次严正指出：“文化大革命”和“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表现了无私无畏、忠于真理、坚持正义的立场和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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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为冯基平作出了平反决定，恢复了名誉，高度评价了冯基平的工作。197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1979年5月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1年4月起，冯基平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政法委员会书记。同年11月，当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9月，作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出席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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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基平重新回到北京　　冯基平重新回到北京主持政法工作后，不顾重病缠身，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采取断然措施，大力拨乱反正，努力扭转遭到“十年内乱”严重破坏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局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冯基平为开创公安工作的新局面，针对隐蔽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意见，对如何加强北京的治安工作给予及时有力的指导，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首都建设的方针，北京的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再一次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首都政法战线上的卓越指挥员。在病重住院期间，冯基平仍然不断地出来工作；在病床上经常听取汇报、指导工作，时时刻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革命和建设的全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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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　　1983年9月29日，冯基平病情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逝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