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国务院副总理

冯海涛主编

宋朝的国务院副总理

黄麟

第一回 古藤州在河之州
              冯当世横空出世

历史的镜头摇到公元1021年。
这一年，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出世。这个人就是宋朝的宰相，即今天的国务院总理。
同年，西江边上的古藤州，也出生了一个几乎可以和王安石比肩的人物。
是年，藤州城西的一户冯姓人家添了一个男丁。一个人张灯结彩。冯家人喜气洋洋，奔走相告。男孩子的名字起得惊世骇俗，不同凡响：冯京，字当世。仿佛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担当济世大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
这个叫做冯京的男孩，最后一直做到了宋朝的副宰相（参知政事），也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做到了枢密副使，类同于今天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王安石一起进入政事堂（国务院），轮流值班（执宰），成为北宋最高的行政长官之一。
对，是宿命。古藤州实在寂寞太久了，寂寞到成为南蛮的边陲之地。三国时候，赤壁大战前夕，刘备被他的老对手曹操追杀得走投无路，便想到南方投奔他的老朋友——苍梧太守吴巨，到苍梧躲一躲，避一避风头。这个“苍梧”，就是今天的梧州市一带，当然也包括藤州。历朝历代的贬官，大多被打发到了岭南的荒凉之地。古藤州的荒蛮可以想见。
藤州从公元583年设立，到冯京出世，已经整整438年了。这其间，藤州的史志平平淡淡，不见一点波澜。古藤州在河之洲。一条是西江，一条叫北流河，也称绣水。地处三江水口的古藤州，地灵人不“杰”。藤州人活得很窝囊，很没有面子。西江在这里浩浩荡荡流了这么多年，北流河在这里大摇大摆流了这么多年，两河三岸的青山绿水，竟然没有孕育出一个上得了中国历史的人物。
川流不息的西江流到藤州之后，不知乍的，却改了名字，叫做浔江。去掉水旁，便是“寻江”。不知这是寓意藤州人正在苦苦追寻一条理想的河流，还是浔江在寻觅一位震古铄今、名动天下的人物？
藤州人等啊等，终于等来了冯京。这位姓冯名京字当世的男孩，横空出世，浓墨重彩，给藤州的历史天空抹上了一层最绚丽的色彩。
北宋时期是盛产伟大文学家的时代。随便数数，你就能数出一串响当当的名字。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大家出生在北宋：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父和曾巩。此外还有司马光、陆游、范仲淹、辛弃疾、李清照、柳永、黄庭坚、周邦彦、梅尧臣、晏殊、秦观……等等，一大串在中国文学史上光彩照人的名字。
同王安石相比，冯京的文学成就和“官场级别”也许低了一个档次。但是冯京独特的光芒，同样照耀着中国历史。他在考场上一路过关斩将，独占鳌头，实现三元及第，是中国历史上货真价实的“考霸”的鼻祖。
冯京的出现，使藤州，甚至使整个岭南地区，使中国的人文历史，多了一份传奇，多了一道亮光。
第二回 桑梓遗迹丽山河
少年传说驻民间
更多的时候，冯京不是活在史志里，而是活在民间传说。
人们总有办法从民间传说中找到历史人物的吉光片羽。
冯京的出场更象是一个传说。冯京的父亲，积德好善,很有人缘。夫妇俩年近五十岁了，还没有子女。冯的妻劝子叫他再娶一个，为冯家接续香火，冯式没有答应。他的妻子花钱托人到外地买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回来给冯式做二太太。女子不肯，整天哭哭啼啼。冯式便问她说：“为什么如此悲伤呢？”女子回答说：“我父亲原在城里做官，因负责运送皇粮路上沉船，船上的粮食全掉到了江里，欠了一笔折代金，没有钱赔偿，所以让我卖身顶替。”冯式动了恻隐之心，没有强行霸占这位年轻女孩做二太太，而是将此女送还给其父，原金也没有索回。
冯式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妻子。妻子说：“先生如此积德，不必担心没有儿子”。后来，冯夫人忽然梦见一金身罗汉下降，不久就生下了冯京。
据传， 冯京出生时异香满室，这小家伙长得天庭高耸，地角方圆，一副非凡之相。
老百姓往往喜欢通过传说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褒贬。对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人们习惯把自己喜欢的历史人物讲得绘声绘色，喜欢把超凡脱俗的东西强加给他，把他神化，神化到让你顶礼膜拜的高度。汉高祖出世时其母“揽日入怀”，暗示刘邦一出世就是做皇帝的坯子；袁世凯袁大头出世时其老妈却梦到了一个大蛤蟆，注定要做一个窃国大盗。
关于冯京，我看大抵也是如此。我没有心思花时间去考证冯京出生这个典故的真假。不管它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有一点可以认定：千百年来，冯京确实一直活在老百姓心中。
冯京的童年，正史里没有详细的记载。幸亏还有野史，还有传说。
还好。少年冯京的没有让藤州人失望。
史志对冯京的描写是：“京自幼卓异，隽迈不群，稍长入学，举目成诵，万言立就”。读到这里，我不敢翻译。我担心一“翻译”，文字就会失去原貌，或多或少会淡化这位宋朝重臣的传奇色调。
为了感知这位北宋时期的历史人物，我们走进了文字，也走进了文物。
冯京父亲冯式的墓葬于广西藤县城东之龙胜村背。一九四八年重修时，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先生，题赠联云：
泽梓里亦有三元世泽榕门同景仰
宰树下犹留坯土家声毕祖有辉光
中华民国广西凤山县长，裔孙冯异材，题联曰：“食采冯城，南下分支绵两粤；微音传宋代三元佳话起藤州。”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并拨款进行了维修。
藤县人喜欢把冯式墓称之为“冯京山”。距冯京山不到一百米，还有一个古朴的三元亭。这是冯京在桑梓留下的遗迹，它的简洁明了，它的古朴庄重，它的不卑不亢，给藤县的西江绣水增添了一道丽景。
沿着墓碑上褪色的文字，沿着时空的隧道，我们追寻到了冯京的少年时代。
冯京小时候就在藤城胜西村小学读书。胜西村座落在西江和绣江岸边。西江绣水给这个出生河边的孩子倾注了不同寻常的天资灵性。
在一般人眼里，高考状元大都是“口高手低”的书呆子。冯京三元及第，无非是会“读死书”。其实不然，冯京小时候就是一个贪玩爱闹的“顽主”。
当地的冯家人，至今还传颂着冯京留下的一句“名言”：明伸揍死梁老头，老头揍死梁明伸。梁明伸当时是一位村官，经常拿小冯京开玩笑。冯京五岁那年，有一次，冯京和父亲在村口又碰见梁明伸，梁拿小刀出来在冯京裤裆前比划，吓唬说要割掉冯京的“小鸡鸡”。小冯京呱呱大叫对梁明伸说：“明伸揍死梁老头，老头揍死梁明伸！”此种石破天惊的“语法修辞”，出自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之口，让一个叫梁明伸的老头子“互博”。冯父和梁明伸听了目瞪口呆，暗自称奇，觉得这个小家伙不战而屈人之兵，实在“太有才了”。
还有一次，冯京和一帮小孩子路过一块晒谷场，晒谷场上晒着一地的花生。孩子们看看旁边没有大人，便一哄而上，抓起一把把的花生往口袋里塞。躲在屋里看花生的人见状大叫着追了出来。抓了花生的孩子都夺路而逃，只有冯京不紧不慢地走。最后，偷了花生的小孩都被大人抓住，抢回花生，并被揍了一顿。只有冯京保存了口袋里的花生。因为看花生的人见冯京不跑，估计这小子肯定没有偷，便没有搜他的口袋。
小冯京不但聪颖异常，悟性非凡，而且胆略也非常出众。其时上学路上，有一条恶狗，经常追吠同学。冯京知道了，便和几个同学，把恶狗团团围住，用木棍把恶狗打死。狗的主人告到县衙。县官见冯京口齿流利，才华出众，有意为冯京开脱，便要求他即做一副打狗联。做得好便判他无罪。冯京执笔立成：
团饭引来，善掉续绍之尾；
索绹牵去，惊回顾兔之头。
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冯京《打狗赋》。
既学习用功，又顽皮捣蛋。这是冯京童年的A、B两面。在冯京日后的诸多诗词里，都不难读到他的这种带有杂质的“品质”。
就这样，一手执笔，一手握木棍，冯京从岭南边陲的一个小城出发，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
第三回
三元及第天下知
              两娶相女“万人迷”
到这里，很有必要提到“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
公元961年秋天一个无比温馨的晚上，明月当空，月光如水。赵匡胤准备了一席丰盛的晚宴，把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环等几个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请到一起，饮酒欢歌。这天晚上，宋太祖赵匡胤用非常委婉的方式暗示一帮手握兵权的开国功臣“急流勇退”。于是，宋朝的开国元勋得以政治“软着陆”，安度幸福晚年。
赵匡胤是英明的。历史上很少出现开国皇帝和开国功臣以这么完美的结局收场。 “兔死狗烹”成了权力斗争的家常便饭。比如汉代，比如明朝，几乎所有的功臣都被杀戮殆尽。
宋朝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不但使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一个大变数，而且使大宋王朝拥有了产生伟大文人的广茅土壤。
于是发韧了一个文人治国的时代。
冯京是幸运的。他恰恰出生在一个“以文驭武”及“重文轻武”的时代。纵观整个宋朝，构成了一个星汉灿烂的文人景观。信手就可以拈来一大批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王安石、司马光、文天祥、寇准……等等，这些人都做过宋朝的宰相，主持国家的军政大事，他们站在中国的历史高地，风流倜傥，叱咤风云。这些人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甚至还是军事统帅。可能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中国文化的高峰，光风霁月，琪花瑶草，美不胜收。
时代给青年学子冯京提供了一次绝好的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
那时候，年轻人的才华，只有施展在试卷上，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就象前几年我们说高考就是过“独木桥”一样，科举就是古代年轻人要出人头地必须要走的“独木桥”。
走“独木桥”是冯京的拿手绝活。冯京仿佛天生就是考试的料。“错把冯京当马凉”这条成语，盛载着冯京的人生辉煌，在千百年读书人的瞳孔里大放异彩。
宋皇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48年，冯京跟随父亲来到了武昌。并在那里参加了乡试。中了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049年，冯京又在当时的首都开封市参加了会试，结果又中了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紧接着，参加由皇帝亲自做主考官的殿试，又中了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使“冯三元”的美名天下传颂。
请等一下。在这里，有必要花点篇幅讲一讲什么叫乡试、礼部和廷试。所谓的乡试，它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高考；礼部，相当于今天的全国公务员统一考试；廷试，则是比今天的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的考试还要高一个档次的考试。它是一场由皇帝亲自面试的考试。——试想一下，今天谁会有这样的幸运，有资格参加由国家主席亲自面试的考试？
也就是说，冯京在三个不同级别的全国统一考试中，独占鳌头，三次都拿了第一名。连中三元，如探襄取物一般，真个是足蹑风云，气冲牛斗。这样出类拔萃的考生，在整个中国科举历史上，屈指数来，一共只能数出十四位。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的四大境界。
现在，冯京遭遇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境界。
三元及第，是真正意义上的光宗耀祖。没有一个读书人的名字，能比刻在金榜上更光彩夺目。
冯京成名了。那时没有互联网，但他的名字，比今天的超级女声、快乐男声，比今天的于丹、易中天，还要家喻户晓，孺妇皆知。在中国的古代，中了状元，意味着人生的价值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要比今天的高考状元风光得多。
冯京一直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十年磨一剑。从古藤州的西江河畔，一直到武昌城下。冯京一直在磨着他的生命之剑。当他的生命之剑光芒四射的时候，他自己并不觉得昏眩。
冯京成名前，在武昌居住了一段时间。象许多怀才不遇的才子一样，冯京染上了纵酒不羁的恶习，一个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有一天喝醉了，在郊外的一条溪边睡着了。附近有个渔民打鱼归来，困睡在船上。朦胧中好象听见有人呵叱道：“冯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渔民大惊，连忙起身，借着月光在岸边寻觅，看见一个人和衣熟睡草丛中，一问，果然姓冯。渔民于是慌忙作揖拜见：“先生他日显贵，做了大官，不要忘了咱小老百姓啊。”说完把梦中的情形告诉了冯京，又恭恭敬敬地请冯京到船上安歇以避风露。天明后，这位渔民用船将冯京送到武昌城中。
现在，冯京一袭长袍，独自来到了城郊河边。迎面吹来清爽的风。
春风又绿江南岸。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王安石，还不知道王安石有这么大的本事，能把生活中的丽景归纳概括得如此富有哲理，耐人寻味。
成功的一刹那，最需要释放，需要呐喊。也需要有人分享。他在寻找一位曾经给予他信心和勇气的渔民。世事无常。人生注定要面对命运的拷问。有的人有才华，但没有机遇，一辈子“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只有这位陌生的渔民能够读懂冯京的胸怀大志，读懂冯京的未来。神灵托梦，一种奇特的沟通穿越时空，达成心灵共鸣。传神而且传奇。
这一次，冯京没有看到那艘渔船，也没有看见那位渔民。望着一河两岸的青山秀水，冯京怅然若失。
回去的时候，他没有挥手，却带走了一片云彩。
大山晨曦满，长河落日圆。他的灵魂定格在大河之浜。辉煌而灿烂，是他毕生向往的大开大合、有始有终的人生臻界。
苦难的童年和成长的艰辛，不但让冯京写出了诸如“丰年足酒容身易，世路无谋着脚难。”的诗句，而且也使冯京后来的执政理念多了一层平民的底色。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是想和这位北宋大才子争一争高下，而是考虑到怎样的改革，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好日子，而不是适得其反，把大宋王朝搞得民不聊生。
然而，青年的时候，冯京也做过“愤青”。他在给自己的生命着色的时候，也曾留下过“历史污点”。这些污点，无损这位宋朝大臣的光辉形象，反而让读者读到真实。
在武昌生活的时候，冯京喜欢到外面玩，有时深夜不归。一次被巡夜的警察拘留，抓进了公安局。正巧当时的武昌市市长王素认识冯京的父亲，便将冯京保释回家。后来冯京做了国家的军事副统帅，奉命出使到关中，王素正在该地统兵守境，两人见了面，谈起过去的事，俩人大笑不止，把酒甚欢。冯京作过一首诗赠给王素，其中有一句是：“吞炭难忘当日事，积薪深愧后来恩。”意思是说，即使社会地位身份改变了，我也忘不了当年被街卒拘留之事；即使官职比你高一点，我也常常因为难以报答你的大恩而感到惭愧。
大凡成名人物，都喜欢文过饰非，千方百计往自己脸上贴金，对自己过去丑陋的一面讳莫如深。冯京自己做了高级领导干部，还饶有兴味地向下级自揭当年之“短”，这是冯京的肚量和自信。
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文人，如纪晓岚、刘墉、郑板桥、解缙等，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活在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历久弥新。冯京在这方面足可以与这些重量级文人相媲美。
冯京高中状元之后，地位身份水涨船高。前来巴结讨好的人趋之若鹜。国舅张尧佐，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一位贵妃的亲伯父。早在冯京通过乡试、礼闱之后，张尧佐见冯京连续两次考取了第一，就看上了一表人材的冯京。于是想凭借皇亲国戚的权势，将女儿嫁给冯京。那一天，张尧佐带着女人和家人一起来看望冯京，不由分说，就给冯京系上了金带，嘴里说道：
“这是皇上的旨意。”一会儿，宫里人带来酒菜，并出示嫁妆给冯京看。冯京笑了笑，连看也没有看就严辞拒绝了。
张尧佐羞恼成怒，决定要给冯京一点眼色瞧瞧，想方设法不让冯京最后拿到状元的头衔。当时，参加殿试的考生高手林立，人材荟萃。张尧佐也有个外甥叫做石布桐。这个人的功课也十分了得，所以张尧佐是志在必得，一心想把状元帽戴到外甥的头上。后来，在廷试准备开始的时候，张尧佐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买通了监考官，不准姓冯的考生报考廷试，借此断送冯京的状元梦。冯京知道张尧佐的险恶用心后，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马凉”，最后檐宫折桂，顺利中了状元。
这个故事，有多种版本。在今天的藤县一带，还流传着一个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那就是马家人和冯家人同争状元郎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叫“冯京”的考生。考试时用了“马凉”的名字，皇帝看榜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名字却是“冯京”。原来，是蚂蚁半夜里把马凉中“凉”字中的“两点水”，搬到了“马”字旁边，使它变成了“冯”字。故事告诉人们的是：无论马家人如何费尽心机证明状元是属于“马凉”的，可是到了最后，金榜上的题名依然是“冯京”。
于是，“冯京”成了正义的化身，“马凉”却成了弄虚作假的别名。
冯京凭借他的道德文章，蠃得了千百年来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传说是世人对历史人物的最好的评价。许多动人的故事因此也就应运而生。有一次，一位美丽的女子投怀送抱，主动要求与冯京睡一觉。冯京正色道：“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酒色人人有，皇天不可欺。”
还有一次，有一美女路上碰到冯京，便对他开玩笑说：“我想和你生个男孩传宗接代。”，冯京回答：“这样做不太妥吧？怕要惊动天上的神仙啊。神仙怪罪下来，咱们可担当不起呀。”
和人品一样，冯京的婚姻，同样带有传奇色彩。
冯京一生中先后娶了几位太太。这在当时的习俗，算是比较“保守”的丈夫了。第一位妻子是和他青梅竹马长大的女友，叫做王文淑。王后来因病早逝。冯京考上状元后，拒绝了国舅张尧佐的提亲，一度消沉。当时的宰相富弼，亲自做媒，把自己的长女富若兰许配给了冯京做续弦。结婚后，两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姐姐嫁给冯京后，妹妹若兰有与姐夫的接触中，也悄悄爱上了这位状元姐夫。知道了女儿的心思后，富弼再次作主，把二女儿若竹续嫁给了冯京做二太太。
“三魁天下儒，两娶相门女。”讲的就是冯京的这段爱情佳话。
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成名要趁早”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通过选秀，或者通过炒作，一夜成名者大有人在。有的人，一旦走红了，便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吸毒嫖娼赌博，五毒俱全，唯独忘了自己原来姓甚名谁。
在“如何对待成名”这个问题上，冯京恪守了一个封建社会仕大夫的操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认同的“标准答案”。或者，那些一夜暴得大名，很快又消声匿迹者，能从冯京那儿悟到点什么。

第四回 “副市长”牛刀小试
              “代总理”宏图大展
中状元后，冯京出任的第一个重要职务，是荆南通判。
这个职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市长。它分管全市的财政、税收、民政、司法和公安等单位部门。通判一职，还兼有监察性质。一方面，它直接掌管实权，另一方面，他又握有中央政府的“上方宝剑”。换言之，市一级发出文件，必须要有这个副市长的签署，才能生效。中央政府这样做，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市长的权力。
宋朝的荆南，在今天的湖北省江陵一带。荆南在当时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行政辖区，管辖荆州(后改为江陵府，即今天的南京市)，辖区比行政区的江陵府大，常兼有川东及湘西北各一部。五代十国时，荆南还是一个独立小国，国号就叫“荆南”。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湖北的一个军事要地。
冯京出任荆南市副市长之后，重视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当时，荆南市下面有几个县连续遭受旱涝灾害，粮食欠收，老百姓食不果腹，社会治安混乱，形势非常严峻。冯京一边如实上报灾情，向上级申请下发救灾物资；一边和当地领导一起深入灾区，察看灾情，迅速组织生产自救。他们根据各县的灾情轻重，对受灾地区的田租赋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减免。与此同时，冯京还发动当地的绅商富户捐款捐物赈灾，帮助受灾户渡过难关。
冯京在荆南市副市长的任上，还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使荆南市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一年后，冯京因为工作需要，奉调中央任职。市民知道后自发组织挽留队伍，挟道拦截冯京的马车，拉着他的衣服，诚恳请他继续留任。最后，冯京只好半夜里悄悄出城，赴京就任。
冯京上调中央后，担任中央领导的秘书工作，帮助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皇帝）撰写回忆录，同时负责制订和起草文件。这个职务，是冯京开始接触和处理国家大事的开端。
后来，冯京的岳父富弼当上了枢密副使（类同于国家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为了执行当时的官员回避制度，冯京被授予翰林学士之后，知杨州，担任杨州市最高行政领导职务。不久，又担任了南京市的行政主官。
翰林学士是个非常重要的职官。由科举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臣，这是士大夫实现政治理想的“三部曲”。神宗皇帝上台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具有学士资格成为文职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
冯京“以翰林学士，知杨州”，相当于以部长级的行政级别担任杨州市的行政长官，有官有职又有实权。标志着他从此走上了仕途的星光大道。
果然，冯京成为翰林学士后，很快又升任开封市的军政主官。当时开封市是宋朝的首都，叫做东京。所以，冯京担任的职务，权力和现在的北京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差不多。冯京实质上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
当时韩琦担任宋朝的宰相。冯京主持开封市的工作之后数月之久，都没有上门拜见这位宰相大人。韩琦认为这是冯京太高傲了，便把话向冯京的岳父富弼挑明。富弼也觉得冯京实在太过分了，便叫冯京去见一见韩宰相。
冯京去见了韩琦，对韩说：“韩大人呀，我没有轻易上门打挠您，是因为敬重您啊，并不是我傲慢无礼哟。”冯京为人之正直无私，不干阿谀奉承的事，由此可见一斑。
随后，冯京还担任过两个重要职务：益州知府和太原知府。益州就是今天的成都市。它和太原，在宋代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
冯京在不同的地方做行政长官，频繁变换不同的领导岗位，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对待这位状元郎的职务任命上，的确是重用有加。另一方面，也是宋朝的官员任用制度使然。宋代的官制明确规定：地方官任期三年；三年任满即走，即所谓“三年一易”。
冯京长时间在地方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积累了许多基层工作的经验。这为冯京日后进入政事堂处理国家大事打下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王安石是文学创作的天才，冯京则是应试教育的天才。在宋朝这个重文轻武的时代，写一手好文章，或考上状元，往往是通向仕途的最佳捷径。不同寻常的禀赋加上后天的努力，使王安石和冯京二人在政坛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很快在强手如林的官场中脱颖而出，实现了出将入相的夙愿。
公元1068年2月，富弼第二次被任命为宰相，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
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1069年8月，冯京被任命为宋朝的参知政事，即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冯京刚好48岁。
同年11月，富弼辞去宰相职务。具体原因是“会王安石用事，弼度不能争，称疾求退”。王安石升任宰相。
至此，王安石、冯京二人，一正一副，轮流值班，全面主持政事堂的工作，成为掌管全国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共事。
为什么冯京能和王安石相提并论，“成为掌管全国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呢？王安石和冯京虽然一个是正宰相，一个是副宰相（参知政事），但其实权和今天的国务院正、副总理又不尽相同。这要从冯京所担任的职务“参知政事”说起。
宋太祖时代，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职务，地位还很低， “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等于今天的国务院办公厅。参知政事连宰相的办公厅都不能进，可见没有多大权力。后来，宋太祖看到赵普为政专断，为了加强对宰相的牵制，便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诏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更知印拥班奏事”，削弱宰相的权力。到了太宗时，又进一步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据《长编》卷37载：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正月戊子，太宗诏曰：
“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亲王得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
分日知印，合而为一，就是宰相和副宰相轮流值班，处理军国大事。副职和正职平起平坐。所以宋代常以“宰执”并称。参知政事原来与宰相在地位和职权上的差别，至此完全消除。这就是王安石做副宰相的时候，之所以能够以咄咄逼人的态势，迫使当时的宰相富弼不得不“称疾求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冯京担任的职务，实际上等同于今天的国务院代总理。
第五回 凛然斗法王安石
含冤遭贬亳州守
冯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生涯，和一个人密不可分。这个人就是王安石。
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中，王安石和冯京二人，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王是改革派，冯则是“保守派”。
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形成了一种“共识”：凡改革者都能推动历史的进程，凡反对改革者都是“保守派”，开历史倒车。其实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
王安石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大政治家。早在担任参知政事的时候，就已经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变法。
教科书《答司马谏议书》里的王安石，给人的感觉是一位近乎完美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改革家。
事实上，王安石是个饱受争议的政治家。王安石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带来严重的恶果。
如果一定要用比喻，王安石变法则有点象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是好心办坏事。为了早日富民强国，王安石担任宋朝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忽视了当时的社情民意，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急于求成，结果适得其反。
如果说王安石是一位激情澎湃、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冯京则是一位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们二人都在基层做过领导干部，比较了解底层民众的生活。在改造社会的方式方法问题上，王安石主张采取激进的方式，甚至不惜以牺牲富裕阶层的既得利益为代价；冯京则倾向和风细雨式的改革，强调潜序渐进。于是二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王安石让天下人诟病的是他的“青苗法”。所谓的“青苗法”，就是先把农户分成几个等级，然后国家出钱给农民卖种子、农具，强行要求农民种植某些农产品，农民年底收成后再按照文件规定返还政府利息。
王安石在浙江鄞县做县领导的时候，曾推行过“青苗法”，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所以王安石入主政事堂，当上国家行政第一把手后，没有认真考虑全国各地的不同情况，而是强行在全国推广他的“鄞县模式”。

王安石的改革，不但遭到了司马光、苏洵、欧阳修、苏轼……等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反对，连和他共事的副手冯京，也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强国富民，但王安石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试图在较短时间内便扭转一个王朝长期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设置了许多架床叠屋式的机构，这些单位部门养了一大帮国家公务员，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政资金。把增收和支节完全对立起来，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败笔。
更为严重的是，王安石在选用干部上，过分注重工作能力，忽视个人品德。所以他的手下大都是一些“有本事”的**。许多**污吏打着新法的幌子，以权谋私，中饱私襄，对老百姓的搜刮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我们后来看到的事实是：极力支持新法的，几乎全是**。在王安石逝世后几十年内，不但 “诞生”了宣和六贼”——蔡京、王黼、蔡攸、童贯、杨戬、梁师成，而且“诞生”了一大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的奸臣和**。
作为班子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冯京坚持组织原则，在不同的场合公开明确表示自己不同意这个新法。冯京认为王安石的做法“更张失当”，这个新法，涉及面广，事关老百姓的利益，搞不好会激发新的社会矛盾，动摇整个社会的稳定基础。
冯京还多次把自己的见解，写成书面文字，交给神宗皇帝。冯京和自己的顶头上司王安石，还常常在皇帝面前争得面红耳赤。王安石对冯京的看法不以为然，并指责冯京“胡说八道”，要求神宗皇帝免去冯京的职务。
神宗皇帝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建议，而是认为冯京完全可以继续留用，不但没有免去冯京副宰相的职务，而且还让冯京兼任枢密副使（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冯京因为新法的推行，忙得焦头烂额。作为行政二把手，他不得不执行上司的方针政策，同时又想尽办法把负面效应降到最小限度。他为人平和，为政温和，历史却偏偏把他推上了政治改革的风口浪尖。
这段时期，西夏国对宋朝的边境虎视眈眈，山西省境内的战事一触即发。为了抵抗西夏的入侵，大宋帝国不断加紧战备。河东路（宋朝没有设省，而是设置路，河东路相当于河东省。但这个“路”，不设省会城市，只是一个行政区的名称）的麟州、府州、丰州三个州，前线战备工作马虎，防御阵地没有按质按量完成，枪炮弹药严重不足，当地的军政领导都受到了相应处分。
河东地区特别是麟、府、丰三州，番汉杂居，民族成份复杂，而这些少数民族强悍善战，叛服无常，对宋王朝来说，也是亟待处理的迫切问题之一。作为分管全国军事的副统帅，冯京主动写信给皇帝，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应当承担主要的领导责任，建议免除他所担任的军职，同时提出：“如果各州的军政领导，麻痹大意，认为敌人临时退走了，就不用做好抗击敌人的准备工作，弄虚作假，虚报战功和政绩，一定要撤职查办。只有这样，才能让前线的官兵不敢偷懒怠慢，御敌于国门之外，保持边境的稳定。”神宗皇帝同意冯京的意见，但是没有批准他的辞职申请。
冯京一方面督促和抓好边境的军事部署，一方面想方设法消除变法带来的负面作用。这期间，冯京发现了两个青年才俊，一个是刘分攵，另一个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苏轼。冯京把这两个青年学者推荐到了中央办公厅任职，负责起草任免全国各地官员文件。有资格做这种工作的人，意味着进入了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梯队，前途无量。苏轼后来做官做到了礼部尚书，也就是今天的外交部部长。
冯京用宽厚的大手，握住了一个个才华横溢的青年。这一握，何止是苏轼，千百年来的许多青年学子，都感受到了它的温热。苏东坡其后写了一首《何满子•寄益州守冯当世》，用“西南自有长城”， “分外含情”地表达了自己对冯老先生的敬仰：
“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东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国初平。莫负花溪纵赏，何妨药市微行。试问当垆人在否，空教是处闻名。唱着子渊新曲，应须分外含情。”
到这里，历史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
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往往使许多政治家只讲血性，不讲人性。
变法派领袖王安石和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二人均为中国历史上颇负盛名的文学大家。两人的文学作品，充满大仁大爱，闪耀的人性之光，照亮千古。但因为政见不同，两人不得不站在对立面上，揎拳捋袖，大打出手。
王安石变法最后演变了一场政治内耗。变法派和反对派几乎搞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双方的斗争此起彼伏。
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几乎丧失了一个政治家的理性。《宋史•谢景温传》记载，苏东坡对王安石的作风稍稍表示了一点不同的看法，王安石竟授意御史用捏造事实的手段进行打击。甚至“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实在难免心狠手辣之讥。欧阳修在青州推行“青苗法”不力，王安石便要求宋神宗撤掉欧阳修青州市长的职务，另派得力干将出任青州市的领导。宋神宗认为欧阳修深孚朝望，想调欧阳修回开封或到别的州府任职，王安石坚决不同意，大骂欧阳修 “在一郡害一郡，在朝庭害朝庭，留之安用!”
凡赞成新法者皆受到重用，凡非议新法者尽数撤职。使一些邪佞之徒钻了空子，以拥护新法为名而窃据高位。
政府领导层的帮派之争，极大地影响了国计民生，国民经济陷入了困境。
公元1074年春，全国一直干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皇帝面带忧愁，在办公室里对着一帮高级领导干部叹息不止，要罢免所有执法行政不善的官员。当时王安石和冯京均在场。
王安石说：“洪水和旱灾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即使是尧、商汤的时代也不能避免，皇上不应该为此担忧，但应该整顿政务来对应。”
神宗帝说：“这怎么是小事？我所以恐惧的东西，正是政务未完善啊。现在征收的‘免行钱'太重了，民怨很大，以至民间出现了怨恨朝廷的话。从近臣到外戚，没有不骂娘的。两宫太后哭泣，京师市民乱纷扰，又逢天旱，更加丧失民心。”
王安石说：“不知是谁对陛下讲这些东西的？如果两宫太后说话，那应该是向经、曹佾这两个人打的小报告。”
冯京插话说：“我也听到了民间的怨言。”
王安石非常不满地扫了冯京一眼：“不得志的士大夫都去找冯京，以他为归宿，所以只有冯京听说了那些话，我没有听到。”
但是，中央政府的许多领导成员，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副宰相冯京他们这边。都认为是王安石这个总理领导无方，“使得天下大乱。”甚至有人趁机起哄，说王安石的变法已经搞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认为天旱久不下雨，也是由王安石引起的，并扬言只要皇帝罢黜王安石，上天必将下雨。皇室成员和神宗帝身边的许多政府领导成员也纷纷附和。由此可见王安石的新法在当时是何等不得人心。
迫于巨大的压力，王安石不得不向宋神宗提出了辞呈，要求辞去宰相职务。皇帝也对王安石的做法不满，于是在公元1073年4月，免去了王安石的职务，下调到南京市任职。由韩绛出任宰相，新增吕惠卿为参知政事。
王安石被免职后，他所推荐的韩绛、吕惠卿继续担任政府首脑，二人开始基本上是遵循王安石之前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推行新法，因而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这当然引起了反对派的不满。郑侠是北宋小有名气的诗人。此人比冯京小二十岁，进士出身。他不赞同王安石的新法，曾借旱灾的机会,绘流民困苦图献给神宗，将灾民之苦归罪于新法，还揭发过曾与王安石交往密切的吕惠卿的罪状。得罪了变法派，最后被贬逐到了英州。就是这个人，认为冯京是一位仁义、务实的国家领导人，写信给神宗皇帝，极力举荐冯京做宰相。
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这个人工作能力强，但为政无操守，品行不端，是一位入选《《宋史•奸臣传》的人物，典型的政治小人。此人非常反感冯京的政见与自己不同，想借郑侠事件排挤冯京，于是在宋神宗面前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写信给神宗皇帝说郑侠的奏章中有关于皇宫之内有人披甲上殿大骂宋神宗等事情，是冯京唆使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指导郑侠写成的。宋神宗勃然大怒，下令将这一事件交御史台审理。
郑侠这时已经离开京师，被追捕回京，并遭受严刑拷打。郑侠虽然之前慷慨激昂地上书，却吃不住拷打，供出了一大堆无辜的人，而他所招供的人全部被逮捕入狱。神宗皇帝偏听偏信，免去了冯京参知政事的职务，下放到安徽的亳州任职。
从一个国家的副总理降职到一个县级市，这无疑是冯京人生仕途上摔得最重的一跤。
还好，亳州是个福地。包括富弼、欧阳修在内的许多历史名人，都曾做过亳州市的领导。
冯京被贬是官场斗争的必然结果。冯京被下放到地方做官，这种处罚算是比较轻的了。在封建社会，“坚持原则”决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套话，坚持原则意味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下级同自己的项头上司产生政治分歧，撤职甚至杀头，诛连九族，都有可能。这样的潜规则冯京不会不知道。但冯京依然选择了“坚持原则”。他的为政操守，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敢干向上级领导发表不同意见，敢讲真话，敢同不良现象作斗争，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作风，我们的党就大有希望，继续带领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富裕走向富强。
第六回
夕阳红不恋大紫
                落叶美何必归根
最美不过夕阳红。这首歌要是让冯京来唱，似最合适不过。
王安石则没有这样的雅兴。1073年4月，王安石第一次被免职。不到一年时间，于1074年1月，再次东山再起，出任宰相职务。两年后，又被反对派轰了下台。1086年，司马光执政,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当王安石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眼看自己耗费了毕生精力的事业落得如此结果，加上晚年丧子，王安石郁然病逝。享年66岁。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两袖清风的政治家。既不贪钱，也不好色。为了国家的富强，这位大国宰相一生都过着清贫的日子。王安石一生与吴夫人相亲相敬，与宋代官场上纳妾接娼之风判若两人。晚年退休后，王安石所筑半山园甚至连围墙都没有，屋顶全由茅草铺就，过的是极其简单的平民生活。从做人做官的节操上看，王安石是无可指责的。这一点不管是王安石的支持者或者是他的政敌，无不肃然起敬。司马光说王安石节义过人，也是名实相符。北宋亡国后，南宋只在残碎的半壁江山中苟延残喘，生活在这样的困顿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不痛心亟首，痛心亟首之余，又无不进行国破家亡后的深沉反思。
王安石变法表明，如果不能把社会推动前进，人民走向幸福富裕，仅仅是清廉是不够的。
相比之上，冯京的晚年是幸运的。
冯京为人宽厚，为政仁厚，这使得他在历次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大都能化险为夷，堪称宋朝政坛的一棵长青树。
冯京在亳州任职不久，神宗皇帝实在舍不得浪费冯京这样的大才，于是冯京又得以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陕西省的渭州市做地方官。
不久，四川辖区内的茂州出现叛乱，冯京再次被调动到成都，担任该辖区的军政长官。四川一带的西蕃首领何丹发兵攻打鸡粽关，朝庭命令冯京率兵征讨。一闻冯京大军到来，何丹被冯京军队的声威震慑，举手投降，冯京没有听从部下的意见，把荡平敌人的巢穴，而是接受的何丹的投降。《宋史》一共用了47个字，记述了冯京的这次出征：
“蕃部何丹方寇鸡粽关，闻京兵至，请降。议者遂欲荡其巢窟，京请于朝，为禁侵掠，给稼器，饷粮食，使之归。夷人喜，争出犬豕割血受盟，愿世世为汉藩。”
从少年操棍打狗到中年上马杀敌，冯京展示了一介书生强悍的另一面。他并不希望别人以为他只是一个只能在试卷上纵横驰骋的文人。冯京到余杭县视察的时候，曾作过一首《题于余杭县寓所壁上》，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寓示了自己远大的军事抱负：
韩信栖迟项羽穷，手提长剑喝秋风。
吁嗟天下苍生眼，不识男儿未济中。
冯京在成都做地方官，远离了高层的政治斗争，过上了一段比较舒服的日子。然而，这样的好日子过不了多久就结束了。
原来，神宗皇帝在吕惠卿给王安石的信件中，发现了吕惠卿曾对王安石说过“勿令齐年知”的句子。齐年，就是指冯京，因为冯京和王安石同年生。神宗皇帝恍然大悟，这才发觉自己被吕惠卿这帮人欺骗了。郑侠一案终于真相大白。“帝以安石为欺，复召京知枢密院”。（见《宋史列传》）神宗帝于是通知冯京回京，主持军委工作。“知枢密院”，就是任命他为枢密使。枢密使是宋朝的最高军事长官，形同今天的国家军委主席。
冯京在政事堂任职多年，非常厌烦高层中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尽管宋神宗把国家的军事大权托付给他，他还是以生病为由推辞了，没有回京述职。
神宗皇帝十分想念冯京，一天午睡，招呼身边的人过来说：“刚才我梦见冯京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写信给冯京，亲切地对冯京说：“这么久不见你了，我天天梦见你啊。”
冯京最后只好入京见了神宗帝。紧接着，又以观文殿学士的身份出任河阳的军政主官。
在其位，谋其政。无论在中央任职还是在地方任职，不论官大官小，冯京都枵腹从公，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每到一地，都留下很好的政声。
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哲宗继位。这时冯京已经64岁。
10岁的哲宗皇帝听从母后的旨意，任命冯京以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拜保宁军节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镇彰德”。大名，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冯京担任北京市的主要领导不久，又到了安阳军区（彰德）任职。这是冯京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地方任职。也是他担任的最后一个有实权的行政职务。
德高望重不是靠胡子的长短，不是靠皱纹的深浅，而是靠人格魅力，靠工作实绩。
冯京从一个基层的领导干部做起，一直做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军委副主席这个级别，大大小小的职务数十个，出色的才能蠃得上级领导和身边同事的高度评价。
范祖禹是和司马光一起修撰《资治通鉴》（范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的大学者。提起冯京，他对哲宗皇帝说：
“冯京做参知政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和王安石不大合得来，后来又被吕惠卿搞小动作弄下台。但是，冯京为人为政，坚持原则，公正无私，他的品德常常被神宗帝所称道。和冯京资格相当的那批政治元老，现在只剩下冯京一个人了。如果让冯京抓军权，担任枢密使（国家军委主席），肯定能受到大家的衷心拥护。”
当时冯京年纪实在太大了，哲宗才没有让冯京出山。
冯京终于御下穿了大半辈子的峨冠博带，宽袍大袖，换上了便服布衣。宋史记载：“时京已老，乃以为中太一宫使兼侍讲，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师”。
就这样，冯京退出了摔打了一辈子的政治舞台，还原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学者。有时应邀到宫里给太子讲一讲安邦治国的知识和经验；到高级官吏的培训班或大学堂讲讲课。更多的时候，是呆在家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落叶归根是生命的自然法则。公元1094年，冯京在河南开封市（宋朝首都）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四岁。
一棵在藤州出生的小树，慢慢地长成了参天大树。它的叶子，在自然风雨和政治风雨吹打了七十四年之后，终于徐徐飘落。
然而，落叶没有归根。满树的叶子没有飘到望眼欲穿的藤州，而是飘到了河南嵩山麓密县城东25公里处的五虎庙村。
是的，这位宋朝副宰相的墓地就安葬在那里，冯老先生正在那儿长眠安息。

第七回 苏轼诗千秋传承
             冯京事万代流芳
三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097年，苏东坡从惠州再次被贬海南岛，与幼子苏过、弟苏辙兄弟叔侄，来到的冯京的家乡，相会在藤州（藤县）江月楼。
藤州太守徐畴元父子的热情款待，使苏东坡的落魄的心情得到了莫大的藉慰。苏东坡兄弟叔侄还饶有兴致地游览了浮金亭。浮金亭经历千年风雨，倒了重建，现在还挺立在北流河岸的东山上。
浮金亭是藤县人为记念冯京而建。当年冯京高中状元之后，回藤州认祖归宗。找了几处都不能确认哪儿是自己的家乡。最后，“状元船”在藤县北流河和西江的交汇处停泊下来。冯京拿出一只金杯掷进了北流河，金杯在河里浮了起来。冯京说，没错，这儿就是我的家乡。
面对浮金亭的碑文，不知苏东坡先生会作何感想？
这位北宋才子年青时曾得到过冯京的提携，是冯京把他一下子提到副部长这个级别，当作后备干部来培养，他当然没有忘记这位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的“四朝元老”。冯老前辈的家乡人没有和他“划清界线”，依然把他当作老朋友，箪壶酒食相迎，几乎让他忘记了官场失意和命运的多蹇。
既然在官场支持什么或反对什么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赞美一下恩师的家乡，总可以吧？于是苏东坡诗兴大发，写下了《浮金亭戏作》。内中有四句是：
系舟藤城下，弄月镡江滨。
江月夜夜好，山云朝朝新。
如果说，苏轼把锦绣文章留给了历史，冯京则把掌故轶事留给了神州大地。
在市侩者眼里，诗词歌赋是不值钱的，只有美酒佳人最实惠。
但是，只要西江还在，只要绣水还在，只要藤州还在，冯京三元及第的故事和勤政为民的事迹，还有苏东坡这首诗，将和川流不息的西江河水一样，千秋传承，万代流芳。

冯桥青

冯京: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