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子抗日 两位献身

冯海涛主编

三子抗日 两位献身

抗战期间，母亲鼓励并亲自送三个儿子去前线参加抗日，他感到自豪；大哥和弟弟在抗战中不幸牺牲，他感到悲痛；老母亲去世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没能回山西孝义老家为母亲送行，又让他感到有点遗憾……

86岁高龄的西安老人冯光靠在沙发上，搭在沙发扶手上的胳膊一直没有停止过颤抖，那是遭受日本侵略军细菌弹侵袭传染，患上伤寒的后遗症，这也是日寇侵略和残害中国人民的铁证。

“我参加革命抗日，是逼上梁山的。”86岁的冯光说。

日本鬼子侵略到山西的时候，冯光正在山西太原读中学。学校不得已停课，他回家了。家无宁日，他们石像村距离同蒲铁路线不过四十里地，是日本鬼子南下的必经之地，时常遭受鬼子的骚扰。

鼓励开明母劝儿子们去抗日

父亲早逝，母亲拉扯着冯光弟兄四人和一个妹妹度日。冯光排行老三。“那时候，都不在村里呆，去山沟逃避啊。躲扫荡，日本鬼子残忍得很。哪能一起跑，一家人都分散着，你去这个山沟，他去那个山沟，要都在一起了，被鬼子发现，可能就全完了。风险太大。”冯老叹息着摇头，那段忍辱偷生的岁月，他并不愿意忆起。

平型关大捷之后，石像村住下了八路军一一五师补充团，宣传抗日，号召组织抗战。像冯光这么大的学生彼此组织起来，串联，参加了游击队，都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冯光和大哥冯光仁、四弟冯光智也就是在那时投身革命的。“家里破破烂烂，连吃的都没有，抗日是唯一的出路。”

关于三兄弟一起参加游击队的事情，家里开过好几次家庭会议。冯老说，开明的母亲一直支持他们的爱国思想，三兄弟中他是家里文化最高的，大哥和四弟文化程度也可以，家乡沦陷前都在太原谋生，一个送报纸，一个在兵工厂当学徒。母亲鼓励并送她这三个相对“有出息”的儿子去参加抗日，只把冯光的二哥留在了身边，二哥文化差些，主要是身体不好，害有软骨病，没有能力去革命。

抗日三兄弟一个团里难见面

参加游击队的冯光弟兄三人就在一个团里，但很少见面。“不谈兄弟感情，一心一意革命。”冯老说，他们的游击队是牺盟会组织的，叫作孝义牺盟游击队，后改成决死队。他一直从事民运工作。

有时候，和大哥四弟也能碰到，但彼此间也没什么话说。因为被抗日豪情充溢着，家人间的情感都被深埋起来了，对母亲他们也不能尽孝，无法照料。游击队没有供给，隔三岔五兄弟们还会分头回家，回家也不是为了看望母亲，而是要东西，拿点吃的就走。偶尔母亲会塞给他们一针一线为儿子纳起的鞋。似乎那就是兄弟三人和老母亲之间唯一的联系了。

冯光那时的民运工作很难做。“怎么难呢？全凭老百姓的供给呀！没有武器，连军衣都没有，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1938年底，战士们没有棉衣穿，打仗都穿单衣呀！”

那个时候，上级派冯光带几个民运工作人员，深入到敌人据点去，想办法搞到军需物资。鬼子的据点都在城镇，只有城镇里才有可能弄到布匹、棉花和药品。

冯光和战友们白天装成老百姓进城。“我们根本没钱购买，只能争取捐助。”冯老说。那时的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涨，只要说为抗日，都愿意捐助，包括一些资本家们。他们要做的，是打通“渠道”。有的维持会表面上是给日军办事情，那是不得不干，实际上意在抗日，他们得通过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动用各种方法，借助维持会，搞物资。那年最缺物资的时候，冯光他们弄到了三大卡车的布匹棉花，从日本鬼子的眼皮下拉走，部队度过了寒冷的冬天。至于这中间的危险、艰辛和努力，却不是一时能说清楚的。在这个过程中，冯光还被鬼子抓住过，有时候是他用“良民证”“蒙混过关”，有时候，是搞地下工作的同志费尽周折，才救他脱险。

1940年，部队转战晋西北，冯光弟兄三人走的时候，都没有回家看一眼，没有和母亲告别。大哥和四弟比冯光走得更早些，冯光被组织留在孝义，保护伤病员。他把伤病员一个一个安置，有家的回家，有亲戚的投靠亲戚，剩下的被送到敌占区的老乡家里，因为“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那段时间，冯光就揣着“良民证”在敌占区来来往往，防日本人的同时也要防汉奸。冯老指着自己的头说：“一旦被发现，脑袋马上搬家。”

三四个月后，部队过来人，把留在孝义的冯光和他的战友们带去了晋西北，与大部队会合。

初到晋西北，冯光见到了大哥和四弟。兄弟三人相见格外亲切，互相叮嘱要注意身体，彼此提醒说千万不能和家里联系，不能给母亲写信。因为他们是“叛军”，母亲就是“叛军家属”，被发现了会受牵连。随后，冯光弟兄三人先后都当上了各自连队的指导员。

负伤逃命深山与敌“捉迷藏”

1940年的冬天，在一次日军大扫荡中，冯光左腿受了伤。当时，日军500多人的轻装突击队向根据地开火，冯光所在连队掩护司令部撤退，从清早一直打到中午过后，全连伤亡了二三十人。他是指导员，没有枪，敌人随后冲上来，双方开始白刃战，拼刺刀。他也没有武器。打到最后，部队都被打散了，冯光带着一个班撤退时，才发现自己的左腿在流血，受伤了。撤退途中又碰到司令员带着警卫员，当时日本鬼子在疯狂搜山，冯光拖着伤腿勉强行走，两天后把司令员护送到安全的地方，才给伤口上了些药品。

腿伤不轻，冯光没有能力跟上大部队，组织上就让他带一个通讯员自行隐蔽。两人带了点炒面，每天吃一点充充饥，躲进深山，和敌人开始“捉迷藏”，从一个山沟到另一个山沟，晚上就睡在树林里没有人烟的地方，日子都算不清楚过了几天。

后来，“糊里糊涂地，通讯员病倒了。”有一天早上，冯光醒来时，发现通讯员的大衣在自己身上盖着，通讯员倒在一边，已经没气了。“恐怕是冻死的。我找了几个在山洞里躲鬼子的老乡，把通讯员埋了。我记得，他姓白……”

冯光开始一个人在深山里转，也不知道鬼子撤退了没有，也不知道部队到了哪里。有一天，他跑到一个山沟里，看到有灯火，不像有日本人的样子，走近了，发现是洪赵支队的卫生队。那时，他的腿伤已经恶化，流脓不止。

噩耗病床上听到大哥牺牲

冯光在洪赵支队卫生队住了两天，上了药，又被抬上担架送到驻扎在交城县的决死队卫生队，住院疗伤。

没过几天，卫生队通知他说，他的腿伤很危险，有得破伤风的可能，想送他到陕西大后方去治疗。听到这个消息，冯光急了，他坚决不去后方，卫生队再三动员他，他说，如果非要那样，还不如给他个手榴弹，他把自己炸死算了。“我就是不想离开前线，不想离开部队。”冯光说。

政委听说冯光很固执，终于妥协了，说不想走就不走吧，实在不行的时候，该锯腿就要锯腿。

冯光的腿伤恶化得很厉害，每次换药都要流一大摊脓。“从这里，到这里，里面整个都空了。”冯老把手掌从小腿比画到大腿说。那时候也没什么止疼药消炎药的，换药就是用纱布蘸了盐塞到伤口里去，“一次要塞进去一丈多长的纱布。”卫生队提出过锯腿的方案，冯光也坚决不从，腿要没了，还怎么抗日？他就这样忍着，过一段时间开一次刀割掉烂肉，开刀的时候四肢被人死命地压住，因为没有麻药。“能不疼嘛！大喊大叫呀！”

躺在病床上，冯光开始想家，想念大哥和四弟。大哥和四弟一直没有消息，也不知道打仗打到了哪里，还好不好？

突然有一天，四弟来看他了。“他推开门进来，一直走到我病床前。”冯老现在已经忘记了四弟见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只记得因为太想念了，他张口就开始训弟弟：“你哥病了，你知道不知道，也不来看？”冯光还抱怨说，大哥也不来看自己，转而又问弟弟，有没有去看大哥。“我说，你去找找，看大哥在哪里，在哪个队。我说他，当弟弟的一点也不操心大哥，他就含含糊糊地。我训了他半天，他也不吭声。”其实那时候，大哥已经牺牲了，四弟不敢告诉我。

四弟在冯光病床前只呆了一个小时，就匆忙走了，他是指导员，很忙。四弟走后的很长时间里，冯光一直托人打听大哥的消息，可什么音信都没有。随后有一天，卫生队的指导员在病房里和别人说话，说到部队里都牺牲了谁谁谁的时候，提到了冯光的大哥冯光仁的名字。冯光心头一颤，注意到有人用胳膊肘碰了指导员一下，不让再说了，冯光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在他再三追问下，才知道大哥病死于日本鬼子的伤寒细菌战，死在了一个叫三道川的地方。

冯光伤心难抑，开始生气，气四弟隐瞒他大哥的死讯。他托人捎话，让四弟来一趟。可能害怕被他骂，四弟一直没来，而冯光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四弟。

伤心悲痛中，冯光的伤一天天不行了，同时又感染了伤寒，是在日军细菌战中感染了伤寒菌的战友传染给他的。可是，就在最危险的时候，冯光又奇迹般地好转了起来，半年多以后，他回到了部队。

疑惑四弟被埋在哪里不清楚

再次回到部队，冯光被分配到机关。他首要做的事情是去了趟大哥牺牲的地方。大哥和一同牺牲的战友被埋葬在一条沟里。“我去了，哪里有坟？就是石头一埋，一堆一堆的。能怎么样呢？我只能站在那里，鞠了个躬。”

也没有四弟的消息。直到1942年的一天，上级领导突然找到他，和他谈话，婉转地告诉他四弟牺牲了。四弟所在的游击队和日本鬼子拼刺刀，他被刺刀从前心捅到后心。“我能说什么呢？人埋在哪里我不知道，到现在都不知道。一概不知。”冯老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

因为身体一直不能完全康复，1943年，冯光被送到抗大学习，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被组织秘密派回山西孝义老家，开展工作。还没有解放，他不能暴露身份，也不能回家。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在他们弟兄三个离家革命的日子里，母亲和二哥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整天逃荒，不敢在家里呆，因为他们是“叛军家属”，稍有什么事情都会被伪政府刁难。大哥参加革命前，家里还有妻子和一个儿子，后来外出逃难，再也没有回来过。“听说死了，也不知死到了哪里？”

感谢英雄母亲为国奉献

家乡解放之后，冯光才在离家8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了老母亲。那天，他靠老百姓帮忙，把母亲接到根据地相见。老人家一看到儿子，就哭了。冯光没有给母亲说大哥和四弟牺牲的事情，母亲也没有问，也许在老人家心里，什么都明白。

“母亲只住了一天就回去了，我给母亲带了点小米。她来的时候，还给我拿了两斤白面……”冯老突然说不下去了，他长时间低下头，肩膀微颤，而后，用手掌抹了抹眼睛。“她说自己很好，让我别担心。我后来才知道，那两斤白面是借的……我当时是区长，可是，都没给母亲吃点白面，还让她借了给我……”

1949年，冯光去北京学习、工作的时候，把母亲接了去，安享了一段晚年。后来，支援大西北冯光报名来了西安，母亲就回了山西孝义老家。

86岁的冯老回想往事，他们冯家为抗日，为革命，付出了太多。他说，其实当时的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革命者是英雄，可真正的英雄是背后的母亲，她们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儿子。

冯老说，他真的觉得很满足，这辈子没什么遗憾。“我们县是抗日模范县，我们村是抗日模范村，全村160户人家，抗战家庭就有120户，我们是其中的一个。现在村口的碑上，还有我们家的名字。解放后，我妈按军属对待，现在我享受离休待遇，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本报记者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