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冯白驹含冤及去世经过

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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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白驹，中共琼崖党组织和琼崖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曾被周恩来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1957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错误的决议》。自此以后，冯白驹蒙受了极大的冤屈，作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受到大小会议的批斗和报刊的批判。
　　1962年2月16日至3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在从化温泉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精神，宣布实行“三不主义”，要求党员向党讲真心话。会议开始时，会议主持人宣布，这次会议是谈心的会议，省委常委和党员副省长都参加，大家来谈谈心事，有啥说啥，时间不限制。
　　冯白驹把多年积压在心里的话向党作了倾诉，对困难形势和广东省委的工作提出看法，对自己因所谓“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受处分的问题提出申诉。
　　冯白驹坦率地说，不要庸俗地、机械地理解主席提出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能只强调缺点或错误只有一个指头，广东几年来虽然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和错误也不少，而且还相当严重。“这方面的实例我不必多举了，陶铸同志在许多会议上也讲过不少了。”“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一句话，脱离实际……诸如千斤省、千斤县、七百亿斤以及提出吃三顿干饭、反瞒产、铁搞多少、钢搞多少、煤搞多少等等措施，都可以说是错误的，是不从实际出发的。”
　　针对有人说他“反对土改”，冯白驹进行了反驳。据冯回忆，1950年冯白驹和叶剑英去北京时，在广州接到毛泽东给冯的电报，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要冯重视海南的情况。到北京后，毛泽东让冯白驹治好痔疮后再回海南。冯将返海南时，毛泽东派安子文和杨尚昆向冯转达两条指示：一是练兵，二是搞好土地改革。冯白驹回到海南后都照办了。
　　冯白驹在申诉中坦率地讲：“陶铸、陈郁等三位同志，是党内优秀的领导干部，好的方面是主要的，几年来领导广东工作，做出不少成绩，使我很敬佩。但是，缺点也还是有的，且在某些方面是相当突出和严重的。”冯白驹认为，广东在经济方面所犯的脱离实际的错误，他们要负主要责任，“省委作出我反党问题的决议，也与他们的领导分不开的。特别是陶铸同志，应负主要的责任。但是，还要说句内心话，我决不能因为我的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正确看法”。
　　在撰写《冯白驹将军传》时，笔者听到一些老同志介绍，说冯白驹对广东这个地方伤透了心。他在调离广东前后曾讲过这样的话：我死也不回广东了。笔者翻阅了一些材料，没看到冯白驹讲这句话的确切依据。但冯对广东这个地方伤透了心，不想继续呆在广东，确有其事。1961年12月，在一次会议上，陶铸提出，把冯白驹当作广东的元老来看待，挂个空名，高兴了就到下面跑跑，了解点材料回来向省委提意见。对陶铸的这个提议，冯白驹不同意。他明确说：“这样做，我是不愿意的，且当元老我也没有条件。”接着，冯白驹提出：“我考虑到，如果在广东工作下去，自己感到有困难，情绪也有点问题，因此我要求省委将我送出广东，到别的地方工作，这对我对党都有好处。当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如省委认为仍要我在广东工作，那我应该服从。但我的心愿还是送出广东为好。”
　　1963年4月，冯白驹给党中央写信，要求调离广东。经中央同意，冯白驹于4月离开广东，到浙江省工作。职务除了原保留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外，另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江省副省长。由于身体的原因和特殊的处境，冯白驹在浙江所做的事、所接触的人都不是很多。但他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为消灭血吸虫病殚精竭虑，实践了他“根据我的情况，来浙江不可能做很多工作，但如果在有生之年，为浙江消灭血吸虫病作点贡献，也就可以向马克思交账了”的诺言。
　　1957年广东开展“反地方主义”后不久，毛泽东感到不太妥当，在周恩来送来的有关反映冯白驹的材料上曾这样批示：“冯白驹同志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就不要处理了，他在历史上对党是有功的。”但由于广东省委已经宣布了对冯白驹的处理，因而就未作变更。毛泽东没有忘记建国初期他在苏联访问时对林彪电报指示中讲过的：“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
　　1957年7月，冯白驹在去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途中，突然心脏病发作，处于昏迷状态。这和他长期受打击、精神抑郁不无关系。党中央知道后，立即从上海请来著名的陶其寿教授为其治病。冯白驹在南昌医治了5个月后转院到上海继续治疗，直到1960年下半年才回到广州。在冯白驹受到错误处理后，许多人不愿意接近他，见面打招呼都显得勉强，这使他内心相当痛苦。但冯白驹没有忘记：“当然，有许多同志对我是很关心的，特别是陶铸同志，当我患重病于南昌时，他为此专程来看我。”一些同志偏激地认为，陶铸此举是“猫哭老鼠”，这是相当不客观的。事实上，冯白驹对陶铸专程到南昌看自己一事非常感激，直言“使我对党感到无限温暖”。以冯白驹直来直去的性格，这样的话确实出自肺腑。
　　在浙江曾任冯白驹秘书的何韬告诉笔者：1966年2月，陶铸亲自写信给冯白驹，邀请他到广州过春节。当陶铸、冯白驹在广州花市看花时，被热情的群众围住了，气氛相当热烈。春节后，冯白驹到从化休息。冯白驹在那里拜见了正在疗养的朱德、叶剑英、徐向前和陈毅。陈毅还带了个片子《泰山南北》给冯白驹等人观看。
　　1966年8月，冯白驹到北京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参加华东局的讨论中，冯白驹说林彪很能干，但冯的乡音太重，好多人听不懂，产生了误会，还以为冯在贬损林彪。在当时的情况下，冯夸林彪能干，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解放海南是林彪指挥四野进行的，冯白驹对四野印象很深。在这次全会上，冯白驹把自己对被打成“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并受到处分有意见的话向陈毅说了。陈毅安慰冯白驹：“你是一位好同志，应该向前看，不要背包袱。”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会后，党中央要求冯白驹到清华大学看看，亲身体验一下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陶铸也去了。
　　1967年1月，陶铸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突然打倒。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浙江的群众认为冯白驹没有什么问题，都同意把他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因为冯为人耿直，从不背后议论人，特别是不拉帮结派，也没有卷入浙江的是非，因此，一开始“造反派”也没有为难他。但黄永胜、谢富治等通知其在浙江的代理人对冯白驹重新立案审查，对冯白驹更大、更残酷的迫害开始了。到1968年，冯白驹被迫害得无以复加，一些不明真相、不辨是非的看管战士甚至不让冯白驹大便，冯白驹就往厕所冲，结果惨遭毒打。面对无端的迫害，冯白驹进行了激烈的抗争。
　　“造反派”抄家时，抄走了冯白驹的左轮**。冯白驹最挂念的就是这支左轮**，他曾对秘书孔庆演说：“这是缴的薛岳部队的，对我有纪念意义。”当年冯白驹指挥琼崖纵队，接应渡海大军，一举突破薛岳曾自嘘为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薛岳字伯陵），海南获得解放。这支左轮**，对冯白驹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1996年11月，笔者在杭州采访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冰时，陈冰回忆道，“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陪一个代表团来杭州参观，总理突然问起冯白驹的身体状况，随即指示要照顾好冯白驹。不久，在浙江省委工作的谭启龙向中央报告了冯白驹的处境，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1971年9月 8日，中共中央通知浙江省委，“解除对冯白驹同志的审查”，并派专人照顾，住院治疗。
　　1973年7月19日，冯白驹在北京逝世。由于悼词的初稿过于简单，对冯白驹的评价缺少材料，周恩来很生气，指示浙江省委派人再次带冯白驹的材料上北京。材料整理打印完毕送至中央时，已是午夜1点，中央政治局立即开会讨论对冯白驹的悼词和追悼规格。周恩来和叶剑英对一些主要问题问得很细，周恩来还亲自念了冯白驹的有关档案材料。最后，周恩来说，冯白驹的贡献在于他在远离党中央的条件下，坚持几十年艰苦的战争，革命红旗始终不倒，很不简单，很了不起。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举行，《人民日报》要刊登在第一版。
　　198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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