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五立遗嘱难得一死 反蒋抗日险象环生

冯长生

《时代》封面上的冯玉祥(1882—1948)

《时代》封面上的冯玉祥(1882—1948)

冯玉祥先生曾五次写过遗嘱。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冯玉祥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失望退隐泰山，感到有生命危险，特于6月14日写好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一)”，主要内容如下：

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工农的子弟出身。我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谋最大幸福的，我是为民族求独立解放的。凡是有此决心而实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铲除一切不平等的，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敌，至于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问，任他们去自由发展。现有的一点钱，均归李德全自活即可以了。我的尸首最好是焚化了，不论埋在何处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观的，什么鬼神我全不信，万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来葬我。此嘱。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在福建发生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极力支持他们的反蒋抗日斗争，不久，福建政府遭到蒋介石军事镇压而失败。冯玉祥预感到形势不妙，遂于1933年11月29日立下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二)”。其内容为：

我父亲、母亲的坟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们的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大儿、大女均已成人，不必说了。二儿、二女如能大学毕业更好。三女、四女以下的小孩们，以学工学农为本，不可只读书。我若是即刻为国家，为革命死了，我身后没有事可办，没有家可分，即照我写的这几句话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归本地，办个学校最好。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就送给大嫂子可也。济宁之七十亩左右如何·就归游家一些小孩子们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亩如何，就归洪志看着不动可也。其余没有多少，就都归德全办理了。

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被捕入狱。宋庆龄、冯玉祥等竭力营救。12月1日，冯玉祥写下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一)”。其主要内容是：

一、国家到这步田地，只有抗日到底，方能闯过此极劫运。二、要实行抗日，必须联络俄、英、法、美，如不注重外交是极大错误。三、不破除迷信，国家必亡。四、不大开煤、铁等矿，决不能转弱为强。五、不大修铁路，国家永久不能文明。六、不大兴科学，民族必永远落伍，必定到极可怜的地位。

“七七”事变前夕，冯玉祥在南京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随时准备为国献身，1937年7月1日，他又一次立下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二)”。其内容为：

(一)非抗日不能救国；(二)要抗日须得民心军心；(三)为抗日须找专家；(四)贫苦大众是国家的根基；(五)所得税遗产税必收，以速供国防用。

1948年年初，蒋介石开除了冯玉祥的党籍，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吊销了他的护照，并派出很多特务，用卑鄙的手段对付他。面对蒋的淫威，冯全然不惧，于1948年2月10日写下最后一份遗嘱，史称“纽约遗嘱”。其主要内容是：

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

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

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

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

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李德全夫人。

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埋深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做桌椅用。

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

1948年7月31日，在中共的周密安排和前苏联驻美大使潘又新的协助下，冯玉祥离美回国。9月1日，因船失火而不幸遇难。(摘自《千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