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绿壳”与护国军司令冯虞廷

冯贻之

2008-04-28 10:55

盘踞海岛的“绿壳”一词源于咸丰元年(1851年)，广东海盗船入侵海门，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海盗占据海门10日，焚烧竟日，直逼至黄林洋。因盗船“形如蚱蜢，船壳涂绿色，滨海民呼为绿壳”(《临海志稿》)。“绿壳”本是台州人民对广东盗船的贬称，却被演变成对一切土匪的代名词。“台州绿壳”在清末民初影响颇大，至今“绿壳”仍为骂人的名词。 “绿壳”的滋生繁衍，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南宋时黄岩称“小邹鲁”，元兵入境，“起义抗拒，虽杀身破产，村落为虚，然前仆后继至死不悔”。《宏治赤城新志》称赞曰：“忠节孝义史不绝书，天下称文献者莫之先焉。”“以礼义廉耻为先，以行检名节为重。”《万历黄岩志》则曰：“民静而安，俗朴而俭。”这些记载虽有粉饰太平之嫌，但亦反映了那时较好的社会风尚和人民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之坏始于清代道光初年。由于鸦片的传入，黄岩“种花法行，烟祸尤烈，而士风颓靡，细民失业，多由放此。浮惰之民多，则血气之急盛；礼义之教衰，则武健之风长”(《黄岩同治志稿》)。因而浙江巡抚刘韵坷上书直隶总督纳尔经额说：“黄岩一县贫富吸烟。呆呆日出，瘁无其闻人。月白灯红，乃成鬼市。”鸦片为“绿壳”提供了滋生之地。 1。清末的“绿壳”，天灾人祸的产物     清廷为了**太平军，诏令各地组织团练。咸丰元年(1851年)，台州各县土豪劣绅大办团练。一批“邑中诸无赖”纷纷参加民团，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充当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同冶元年(1862年)太平军兵撤台州，民团更是无所顾忌，“四出勒捐，不从者即被焚掠”。因而《黄岩县志》说民团就是土匪，“长毛如箆，土匪如剃”。后来，清兵将民团作为土匪来剿捕，这些人就占山为王成了“绿壳”，对人民为害极大。     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因**太平军而军饷困难，采用钱江建议，创办“厘金”，设局、卡，在水陆交通要道向行商征收商品通过税，又向坐商收取交易税，统称为“匣金”，又称“厘捐”、“抽厘”(按米价征收1％)。台州右府刘敖在同治元年(1862年)设局18处、分卡38所征收厘金。同冶五年又设局征收盐税，引起黄岩徐大度、太平谢仁旺等聚集数干人闹盐局杀贪官。后来刘敖血腥杀害了几百贫民，冤死了贫民却被诬为“绿壳”。     从同治元年到光绪七年(1881年)的20多年，征收“厘金”名目逐渐繁多，税率从1％增加到7％，设置关卡急剧增加。英人吟喇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说：“每隔半英里就设有敲诈勒索的厘卡，每个厘卡部从不幸的过往商人身上硬捞一把。”浙江巡抚谭钟鳞在奏议中说台州“二里—分卡，五里一分局。民之肩挑贸易，例所不捐者，概行需索，局卡并不给捐票，明明局员局丁分肥”，“纵令差役四役穷搜，乃任令虎狼肆噬。民或卖妻留子以偿，甚至投水悬梁以死”。他认台州土匪之多原因有“由于捐厘重征税契苛索，受累已深，思欲泄愤，起而为匪”。     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临海金满在桐树坑起义，劫宁海西垫总匣局、小雄钱粮厂银钱和黄岩金清厘局，被官府称为“绿壳”。其间还有临海蒋世炳、黄岩牟维宗、太平潘联瑞、叶兴宗等“绿壳”。多则百余人，少则数十人，纵横台州山之之间10余年。     宣统六年(1909年)仙居发生了打盐商厘金大案，“打掳扑空，大肆扰掠，纵火焚烧。……本系匪盗渊英，居民犷悍，匪劫成风，一呼即聚，相率为劫……”(《东方杂志》)     清末，台州遭受巨大的自然灾害也是形成“绿壳”的主要原因。光绪十五年，天台、仙居、黄岩、临海、太平“依山沿海各乡均被水灾”。光绪十八年，“夏旱冬大雪，十一月大雪深尺余，咳吐成冰，江河冻合，冻解随流，下触浮桥为断；花木尽萎，南方百年所未有也。”时黄岩杨晨任御史，上疏贩恤，发放台州府常乎仓谷万石救灾。他说：“受灾地方饥民夺食，匪徒乘机抢夺。”“米价一昂，民不聊生，恐盗风益炽矣。”《东方杂志》刊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仙居方锡汉，“因米价昂贵，乘机起事，结连温、处两府土匪，……筑垒设卡，抗拒官军。”     清末地方官吏对洋人奴额婢膝，将人民自发反抗教会的正义行动也当作“绿壳”，黄岩应万德、玉环赵如聋、太平朱尧灿等为首人物都遭到杀害。2，民国前期的“绿壳”，政局动荡的结果     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虽政制改为民主，而民间经济迄无转机，山陋海隅萎民不绝，匪风颇炽”(《黄岩民国志稿》)。有一部分劫富济贫的“绿壳”响应辛亥革命，如浙江光复会陈赞清招抚天台周永广，仙居郑万枝等在台州起事，不久参加攻打南京，立下战功，周永广任浙江讨袁总司。后来二人壮烈牺牲。民国3年(1914年)8月，“绿壳”项甘富占佛岭立山寨，11月10日夜绑架樊川小学师生23人勒赎。县知事方敦素剿捕不力被免职，后由县知事汤赞清剿灭，这是黄岩近代影响较广的“绿壳”大案。     民国9年、10年、11年、12年连续4年遭受风灾水灾，有时一年连续3次大风雨。山洪海潮并作．沿海几成赤地，人民苦不堪言。王舟瑶《大水行》诗曰：“新堤与旧堤。干丈各——决。临黄暨太宁，濒海成色鳖。”“连年天漏不可补，十旬竞有八句雨。坡田——带变成溪，树断干山不用斧。”在如此巨大灾情面前，当地无力顺济，由华洋义贩会拨款救灾并以工代陨修筑堤塘。但是救济钱粮却被各级官吏劣绅贪污中饱。黄岩柯哗威叹道：“作孽难言上帝仁，顺灾半入贪官手。”(《小丹邱诗存》)饥寒起盗心。沿海百姓为活命起见而沦为“绿壳”，这就是沿海多匪的原因。民国U年(1922年)5月，大股海匪抢劫温岭石塘百条渔船，杀死10余人。次年又抢劫金清渔船，造成航线中断。     民国l 5年(1926华)，温岭横河冯虞廷入海为匪，聚谈干余人，自称护国军司令，枪劝商船，占据温黄边境。第二年1月，军阀孙传芳部属为北伐军所败，从福建入浙，经温岭、黄岩、临海。——路勒索军调。强拉民夫。由于政局不稳，有枪便是草头王，“绿壳”乘帆四起。当时有个江梦生被绑票。勒索1．4万元。民国17年2月13日．冯虞廷乘虚袭击海门省保安团第五团团部，占据4天。后被继任团长许康(黄岩人)击退。次年4月水陆两军会剿．冯被焚死。     民国18年(1929年)，春旱严重。秋又遇大雨，大部地区颗粒无收。粮价飞涨，斗米银币一无二三角，百姓挖草根为食。因而“绿壳”更多。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勒赎。“绿壳”罗国梁等百余人于11月18日洗劫头陀桥，绑架l 2人．抢劫黄济汽船，掳夫帐房及乘客4人，后被县游击队迫至小五份救回被掳百姓。次年罗松三，罗国梁两股“绿壳”啸聚蓄家岙，四出掳赎，闹得人心惶惶。小康人家纷纷避入城内，农村调零荒凉。7月18日，县长孙崇夏率兵分路袭击，枪杀罗松三，拔除山寨。不久。罗国梁投降，被收编为保安团。民国前期黄岩的“绿壳”虽有客观原因而形成，但以抢劫勒赎为主，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给人民带来灾难，他们的土匪行径，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3．民国后期的“绿壳”，分道扬镳     民国后期，随着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战争的风云突变，“绿壳”的性质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与共产党合作开展武装斗争。民国18年(1929年)4月16日的打盐威武装暴动，就是中共黄岩县委委员戴元谱争取永嘉武装土匪潘喜堂，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见《党史资料交流》第二期)。这场斗争虽然失败，但可看出风起云涌的高昂群众斗争情绪，以及出身贫苦农民的土匪的正义淳朴的本质。     1940年春，中共台州特委对活动西部山区的部分土匪晓以民族大义，组织和引导投身抗日，有1000余人服从共产党指挥，组成3个大队。经过党的教育，以后这支部队有人参加了浙南游击纵队。     第二种类型是投身于抗日烽火之中。民国25年(1936年)海“绿壳”王仙金(大陈人)在大陈岛立寨。1939年8月著名土匪王采平投向日伪，领得枪枝弹药，又向专员公署投诚，率200余人反戈一击，击沉日艇2艘，杀敌40余，粉碎日军一次在海门登陆的阴谋。1942年8月，盘踞在雀儿吞海岛的杨信贵击沉日军小汽艇1艘，日军溺死多人，2人被活埋，结果招致日军残酷报复，杀死岛上老幼妇女300多人。同年12月，台州专署保安司令杜伟派人向台州沿海各岛的“绿壳”劝告，晓以大义，切勿投敌成为民族的罪人。1943年6月，杜伟自任护航委员会主委，收编沿海“绿壳”3000多人，编成8个护航大队。同年10月，王仙金断然拒绝日伪劝降，守卫大陈岛，打死打伤伪军10余人，后不敌而退。次年3月，王仙金率部800余人收复大陈岛，全歼伪军。6月，杜伟委托原国民党军少将、黄岩毛静如招抚王仙金、李文彬、林济民等1000余人，改编为1个支队、2个独立中队，王仙金任中校护航支队长。1945年2月，王仙金击退日军企图在江夏登陆，接着又在温黄沿海数次痛歼日军，俘敌10余人。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10月，护航大队裁减，8个大队减为3个。次年1月全部裁撤。解放前，王仙金又盘踞大陈岛，经常登陆扰掠台州沿海，黄岩金清一带数次受害。     第三种类型是国民党兵沦为“绿壳”。民国29年(1940年)6月20日夜，驻棚浦的省抗卫团第三团六连连长郝守光，自恃抗日有功，因得不到升迁怀恨上司，率军叛乱。当夜11时占领路桥区公所、乡公所、电话局，并在交通路口布置机枪，然后挨护抢劫店铺金银细软及地方银行20余万元，掳劫镇长及群众30余人，黎明时呼啸而去。团长蒙志奉令进剿，却受叛兵赃物，按兵不动。以后虽然郝守光在温州伏法，蒙志死于监狱，叛军溃散后成为“绿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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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类型是惯匪成性为害极大。著名的“绿壳”陈季甫(麻皮奶王，黄岩人)横行温黄两县沿海10余年，给沿海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又在民国36年(1947年)参与党团械斗，占据路桥，弹如飞蝗，恐怖一时。国民党政府多次剿捕失败，反而以“通匪”之罪烧毁民房，并将贫民作“绿壳”枪杀报功。民国37年6月，陈季甫被收编任突击营长，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效劳。1949年6月，陈季甫率80余匪在泽国向浙南第三支队投降，但在9月又纠集土匪四五百人反水，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3月，台州即将解放，中共“临天仙”三县武工队队长、黄岩王阿法勇赴临海白水洋匪巢，说服匪首王继学弃暗投明。这个占山为王、杀人成性、又不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自侍手中有几根破枪的井底之蛙，竞在王阿法出门之时，背后开枪将他杀害。更令人发指的是将王阿法头颅悬挂临海西门示众。
    民国后期还有许多的小股“绿壳”，时有“台州土匪如毛”之说。小股土匪大都是民间穷苦百姓，少数是惯匪菜—曾。民国23年(1934年)12月，县长汤日新到任，即宣布土匪、花会、烟毒为黄岩三害。
民国后期黄岩两次被日寇沦陷，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国民党政府又腐败无能，特别是通货膨涨，物价飞涨，没有止境，“金圆券一夜倒一半”，丧失了民心。高利贷的利率竞高达每百元日息6角，使许多下层人民破家荡产。还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这些都是逼民为匪的原因。
    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民不聊生。据《民国县政年鉴》记载，民国32年(1943年)黄岩遭受水灾24万多亩，遭受铁甲虫灾11万多亩。省社会处拨款6万元救灾。而当时的物价是每石米价246元，理西发头8元，理光头4元，棉制服一套120元，长衫50元，泥水工每工44元。6万元救济款只能购买244石米，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了活命铤而走险去当“绿壳”，或逃荒要饭，造成“土匪如毛”的局面。民国19年至32年，国民党黄岩县政府审理盗匪案件212起，枪决35人。“绿壳”之盛，可见一斑。
    解放后，黄岩大多数“绿壳”改邪归正，从事农业劳动。但少数人在惯匪的欺骗裹胁下，跟随匪首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发动暴乱，抢劫骚扰，残杀干部群众达170多人，烧毁房屋100多间，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自1949年7月至1951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与地方武装、民兵一道围剿各股土匪，发动剿匪作战445次，歼灭了黄岩境内土匪。又在土地改革时惩办了一批匪首、惯匪，陆上土匪基本消灭。以后随着沿海岛屿的全部解放，土匪失去巢穴，百年“绿壳”匪患终于肃清。(淘气豆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