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湜：党内难得的财经专家

冯资荣

冯先湜：党内难得的财经专家

冯资荣

冯先湜，原名冯乐陶，字先湜，以字行名。1909年10月出生于湖南湘潭县石潭八角亭村一个自给自足的富农家庭。8岁时读私塾，12岁进石潭小学求学，翌年在湘潭县第一高小读书，15岁考进长沙湘江师范学校。湘江师范是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的秘密所在地，校长是何叔衡，教员有李维汉、谢觉哉等。1926年7月，冯先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党员。他受组织派遣回乡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学运和农运工作，他先后在湘潭县的储英、凌云两小学任教，担任过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马日事变”后，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与组织失去联系，一度在湖南棉业试验场做推广工作。

1937年10月，卢沟桥事变不久，他取家乡石潭的石为姓，化名石英，辗转来到西安。在七贤庄，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介绍，冯先湜担任西安青年慰问团团长，赴抗日前线劳军。从此，他就以“石英”行名于世了（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仍称其原名为“冯先湜”）。

1938年，冯先湜来到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河北邢台县政府组训科长,冀西专员公署秘书等职。1942年他担任任太北工商局局长时，正是敌后抗日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军事上清剿扫荡，经济上则实施封锁。冯先湜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组织人力财力，在山西晋中敌占区低价采购粮食，经过太行山根据地运到冀西地区，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向京汉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出售，转手之间，获利甚多。通过粮食贸易，抗日根据地在财政上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也大大改善了根据地的物资供应状况，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作用。因次，他被誉为“晋东南的财经专家”。翌年3月，冯先湜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9月，时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肖华亲自点将，把冯先湜调到山东根据地，出任山东滨海专署工商总局局长、滨海行政公署第三处处长，管理除田赋以外的所有财经贸易工作。上任伊始，他通过在滨海地区为期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得知山东根据地每年有120万担食盐和12000担花生油可供出售，向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提出了海盐专卖、降低产地盐税、取消盐商，由工商局按运输路线分段设盐店专买专卖的建议，得到中共山东分局领导的赞同。他在外贸管理方面打破闭关自守的状态，扩大与敌占区的进出口贸易。贸易品种由十几种猛增到上百种，贸易额也超过上年度的十倍。特别是实行了食盐和花生油的专卖后，出现大量贸易顺差。食盐的出口价格比专卖前提高了50%以上，食盐专卖利润成为公粮以外最大的财政收入。花生油专卖后价格提高了一倍多。食盐花生油这两项的收入，换回军需民用的重要工业品。根据地印钞用的纸张、器材以及部分军用物资，就是通过出口花生油从上海采购来的。据薛暮桥回忆，“除食盐专卖外,石英同志还建议烧酒专卖。山东人民素有喝酒的习惯,1942年前为着节省粮食,禁止烧酒。结果敌区的酒走私进入根据地,酒价奇贵,政府丧失一笔财政收入。因此从1943年起实行烧酒专卖,工商局开设许多烧酒作坊,用地瓜千烧白酒供应农民,也是一大笔财政收入,在根据地内回笼不少货币。”

冯先湜在滨海区的成功经验，后来在山东全省推广，各根据地都相继成立了工商管理局。1944年冬，中共中央华北经济会议对山东滨海区的对敌贸易经验也给予了好评。党内不少高级领导干部称冯先湜是“党内财经专家”。建国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回忆冯先湜时说:“他原任滨海的工商局长，所以我对他的成绩比较了解。他来自晋冀鲁豫根据地，结合了两边根据地的经验，学习了薛暮桥同志的一些理论，并结合山东特别是滨海根据地的实际，做出了许多成绩。”

1945年9月，冯先湜调任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副厅长兼省工商管理总局局长。他在此任上，继续从山东运花生油到上海出售，再从上海购买布匹、药品运回山东，以供解放区的需要。花生油由山东石岛用船运至上海十六铺，交地货行栈出售，所购商品装船运回石岛。山东解放区掌握的黄金、美钞和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藏在花生油桶内也随船运到上海，一部分用于购买山东所需要的物资，另一部分作为山东解放区上缴中央的经费，供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使用。

1947年5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我军将主力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养精蓄锐，待机歼敌。已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工商部长的冯先湜，及时在工商系统传达华东局关于“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指示，要求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坚决保证野战军的副食品供应。为此，他以工商部长的名义，向山东各级工商货管部门发出紧急通令,明确指定鲁中、鲁南、渤海、胶东、滨海几个大区的工商部门，尽快调拨给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食油、食盐、花生米、鱼干、大豆、粉丝、干菜等共数十万斤，还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各地督运这批物资，及时地把副食品送到作战部队手中，对于改善部队伙食，保证战役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3月，中共华东局财委组成青州总队，南下接收上海，冯先湜担任青州总队总队长，率队从青州出发，经怀远到丹阳，5月24日渡江进入上海。三天后上海解放，他奉命接收社会局，将社会局改组为上海市军管会工商处，并担任首任处长。在他的领导下，工商处会同有关部门，有效地抑制了不法资本家对粮食、棉花、煤炭的涨价。

1949年8月20日晚，冯先湜随张鼎丞、曾镜冰等率第一批省级机关干部200多人进驻福州市。8月24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成立，冯先湜就任福建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协助省长张鼎丞做了大量的工作。1953年6月，他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翌年任上海市人委第四办公室主任。1957年4月担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在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局长时,正是公私合营刚结束不久。冯先湜按照“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将轻工行业的工厂企业按“发展、维持、压缩”的要求进行了调整和改组，重点发展手表、照相机、合成洗涤剂、高档自行车、高档缝纫机等新产品，压缩火柴、家用肥皂等市场过剩的产品。他利用局内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特别是充分发挥上海轻工业系统中一批能工巧匠的作用，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产，如利用肥皂厂的厂房、设备和人员发展洗衣粉，利用卷烟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手表工业，利用文具厂的厂房、部分设备和人员发展照相机，利用复写纸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感光胶片等。他还按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轻工要支援重工业、支援内地建设”的指示，将调整出来的一批干部与3万余名劳动力支援重工业及仪表行业，将55个工厂、7万余名职工、6000多台设备支援江苏、安徽、云南、吉林、甘肃等10多个原料基地和产品补缺地区。

冯先湜还通过发动轻工系统职工开展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活动，完成了手表、照相机、感光胶片、高级金笔、合成洗衣粉、人造宝石、光学玻璃、公路赛车等10项献礼产品，并把为首都十大建筑工程配套的50多种、50多万件高级精密产品作为发展上海轻工新产品的动力。1959年夏季，在冯先湜的大力支持下，上海烟草公司引进了我国第一台虹霓滤嘴接装机，试生产出第一批过滤嘴中华牌卷烟。为了让“红双喜”乒乓球拍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几个月时间中，冯先湜不下数十次深入工厂，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去，有时晚上11点钟还在车间现场。“红双喜”乒乓球拍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后，是夜回到家，他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几天后，他还特地买了两块“红双喜”乒乓球拍和六个乒乓球送给儿子，勉励他长大后为国争光。

1958年4月23日，我国第一家手表厂“上海手表厂”建成投产。在手表厂检查工作时，冯先湜发现“上海牌”手表虽然试出了样品，但过不了大生产的关，就马上派人去北京请示有关部门，请来外国专家帮助解决了大生产中的技术难关。当年生产出手表13600只，从此结束了中国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在他的努力下，十大重点产品和50多万件精密产品都圆满完成，为国庆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也为上海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56年12月至1957年5月、1958年12月至1960年7月，冯先湜两次兼任中共上海市水产局党组书记兼局长。上海市水产局于1957年5月第一次撤销后，上海的渔轮队以及渔轮修造绳网制造、鱼品加工等隶属于上海市轻工业局，而上海水产供销业务划归上海市服务局，1958年划入上海市的10个郊县的渔业又归市农委领导，不利于统一领导上海渔业的发展。冯先湜商得市有关各方同意,于1958年12月恢复成立上海市水产局,使上海渔业在此后30多年中得以不断发展。

1959年4月,吕泗洋小黄鱼汛，渔场遭特大风灾。冯先湜连夜乘小油轮赶赴灾区现场查看灾情,慰问受灾渔民。返沪后,即敦请有关部门赶运救灾物资，并研究加强渔船抗风避灾能力的办法。随后，上海郊县将风帆渔船改建为机帆渔船,并新建一批机帆渔船，使机帆渔船发展到200艘，大大提高了捕捞能力。他还亲自兼任新成立的东海区渔业指挥部副总指挥长，把指挥部设立在嵊山,内设气象组，每艘渔船设收音机收听气象，有力地保障了海上生产安全。

60年代初，为了鼓励渔轮船员的积极性，提高渔轮的鱼产量，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提出“航次超产奖”的“物质刺激”办法。许多领导不敢表态，冯先湜却敢于负责，同意先搞典型试验，试点从8艘渔轮扩大到32艘。“航次超产奖”最后在全公司得以推广。后来，国家水产部把“航次超产奖”的经验推广到全国沿海各省渔业公司。

1960年5月，冯先湜调任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人委财贸办公室主任。在他的主持下，1961年，市财贸办和市第一商业局组织力量专门研究日用工业品供应紧缺的问题个课题，设计了对部分日用工业品凭购货券供应的办法，有效地缓解了日用品供应紧张的局面。1962年1月1日，日用工业品凭购货券供应的方法在全市推行。后来，朝鲜和越南都曾派人到上海来学习这种办法。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解决供应问题，冯先湜还提出了必须发挥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杠杆作用。他提出了开放农副产品贸易市场、恢复供销合作社和发展一批个体商业户三条重要的经济政策，促进了上海经济工作的发展。

1962年7月15日，在上海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与胡厥文、荣毅仁、曹荻秋、金仲华等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冯先湜任副市长后，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了理顺城乡经济关系，畅通商业渠道，他带领财贸部门的干部到南汇县开展恢复供销社的试点工作，很快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他提出了在全市恢复各级供销社的方案，提请市人委会议通过施行。为了增加蔬菜供应,他把郊县的菜田从18万亩扩大到40万亩,使全市居民能够保证吃到必需的新鲜蔬菜。他还主动与兄弟省市联系,调来大批鸡鸭,使全市居民在猪肉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也能够吃到一定数量的其他营养食品。他起早贪黑，到各个菜场、蔬菜田、商店去实地查看,听取居民的反映。

为了发展海水与淡水养殖，冯先湜在南汇、青浦两个郊县成立了养殖试验场，从苗种基础抓起。他批准由水产局养殖处处长带队，组织郊区各县大规模采购长江天然鱼苗,同时在青浦建苗种养殖场。一次他来到复兴岛鱼品加工厂视察，得知该厂打算开展水产品的综合利用，便当即召开办公会，决定从资金与技术上大力支持，促使该厂很快就开发出药用产品。

1964年9月，在上海市第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冯先湜再次当选为副市长，并兼任中国贸易促进会上海分会主任，协助市长柯庆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自觉执行1962年制订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各办公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规定》,从不把他主管的财贸办公室看成是凌驾于有关局之上的一级行政组织。对于许多重大的问题，他都事先提请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然后再向有关局和区、县财贸部门进行部署。财贸系统的干部说，冯先湜为了居民碗里多一块肉,桌上多一碗菜，确实是操碎了心啊。

1966年12月12日，冯先湜下班后回到家，突患急性出血胰腺炎被送往华东医院，因抢救无效，翌日上午病逝，享年58岁。12月14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分别刊出冯先湜逝世的讣告。15日,冯先湜的追悼会在上海警备区军人俱乐部大礼堂隆重举行。

2018年12月13日，冯先湜诞辰109周年之际，他的家乡湘潭市党史馆在“湘潭群英谱”展厅隆重展出冯先湜的照片及其事迹，对长眠在申城的冯先湜深表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