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与学术--论冯友兰的道术变迁_哲学论文

冯卫中

一、以气节论人是残酷的

　　冯友兰（1895-1990）生在甲午战争的后一年，卒于文革结束以后十四年，改革开放以后十年。他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共产党三个不同的政权，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他亲历了清末的腐败，民初的军阀割据，30、40年代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一个极端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渐渐的走向市场经济。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批林批孔"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所表现。他的学术观点和他对孔子的评价也随?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向而游走变迁，前后矛盾，并作了许多自残、自践、自辱式的所谓"检讨"和"自我批评"。

　　海内外学者对冯友兰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大多感到错愕、惋惜和不齿。早期的批评可以张君劢1950年8月在香港《再生杂志》上发表的《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为代表。他将冯友兰比为五代的冯道，在看了冯友兰1950年发表的《学习与错误》一文之后，张君劢"身发冷汗，真有所谓不知所云之感"，并严厉的责备冯友兰"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乎？"1

　　国内学者对冯友兰的批评则集中在"批林批孔"时期，冯氏迎合江青，为四人帮做顾问的那段岁月。这样的批评，可以王永江、陈启伟197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评梁效某顾问》为代表。在文中，除指出冯友兰对江青谗媚逢迎的丑态之外，并说明过去冯曾是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最后则奉劝冯友兰："好生记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解放初年对你的告诫，做人还是采取老实态度为宜。"2

　　1987年5月，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在台湾《当代》杂志发表《冯友兰的学思历程与生命坎坷》一文，也是对冯氏在1949年之后未能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与立场而深致惋惜与责备3。

　　类似对冯友兰的批评文章散见各处，其结论大抵不出无耻逢迎。我在此丝毫无意为冯友兰许多令人齿冷的作为作任何辩护，我只想指出一点：即在论人时过分的"气节挂帅"，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挂帅"。

　　我在《胡适与冯友兰》一文中曾经指出4：

　　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谓气节，绝大部分也只能表现在对当道的态度上。过分从这一点上来寓褒贬，不知不觉之中，是把学术当成了政治的附庸。一个学者无论在学术上的成就多高，只要一旦在政治上有了妥协，此人即不足论，这不正是"以人废言"的老规矩吗？

　　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迫害真可以说是三千年来所未曾有。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残暴的政权在作开脱：在义正辞严的批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耻"的时候，若对他们所经历的客观环境有些认识，那么，对像冯友兰这样在学术上有过几度变迁的学者，就会多了一些"同情的了解"。

　　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若依旧以气节求全知识分子，实无异逼人做烈士。表面上看来义正辞严，骨子里却充满着不同情，不容忍的冷峻和残酷！这种要人做烈士的正义批评也正是戴东原所说的"以理杀人"5，五四时期所极欲打倒的"吃人的礼教"。一个有人味的社会是允许一个人有不做烈士的自由的。

　　二、哲学只是一种游戏和工具

　　今人论冯氏在文革期间的种种言行，大多不免是在道德或气节的层面上说他投机、无耻、苟且。但在冯友兰自己看来，这样的论断或许不免"拘于行迹"。

　　对冯友兰来说，哲学概念上的改变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冲突、斗争或挣扎，不如说只是一种游戏。这一点往往为论者所忽略。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第81章《总结》之中，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他藉着金岳霖的看法，来说明自己的一个概念6：

　　金岳霖在英国剑桥大学说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消息传回北京，哲学界都觉得很诧异，觉得这个提法太轻视哲学了。因为当时未见记录，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时候的背景，也不知道这句话的上下文，所以对这个提法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以为或许是金岳霖随便说的。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提法说出了一个哲学的一种真实性质。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一、以气节论人是残酷的

　　冯友兰（1895-1990）生在甲午战争的后一年，卒于文革结束以后十四年，改革开放以后十年。他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共产党三个不同的政权，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他亲历了清末的腐败，民初的军阀割据，30、40年代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一个极端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渐渐的走向市场经济。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批林批孔"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所表现。他的学术观点和他对孔子的评价也随?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向而游走变迁，前后矛盾，并作了许多自残、自践、自辱式的所谓"检讨"和"自我批评"。

　　海内外学者对冯友兰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大多感到错愕、惋惜和不齿。早期的批评可以张君劢1950年8月在香港《再生杂志》上发表的《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为代表。他将冯友兰比为五代的冯道，在看了冯友兰1950年发表的《学习与错误》一文之后，张君劢"身发冷汗，真有所谓不知所云之感"，并严厉的责备冯友兰"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乎？"1

　　国内学者对冯友兰的批评则集中在"批林批孔"时期，冯氏迎合江青，为四人帮做顾问的那段岁月。这样的批评，可以王永江、陈启伟197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评梁效某顾问》为代表。在文中，除指出冯友兰对江青谗媚逢迎的丑态之外，并说明过去冯曾是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最后则奉劝冯友兰："好生记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解放初年对你的告诫，做人还是采取老实态度为宜。"2

　　1987年5月，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在台湾《当代》杂志发表《冯友兰的学思历程与生命坎坷》一文，也是对冯氏在1949年之后未能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与立场而深致惋惜与责备3。

　　类似对冯友兰的批评文章散见各处，其结论大抵不出无耻逢迎。我在此丝毫无意为冯友兰许多令人齿冷的作为作任何辩护，我只想指出一点：即在论人时过分的"气节挂帅"，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挂帅"。

　　我在《胡适与冯友兰》一文中曾经指出4：

　　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谓气节，绝大部分也只能表现在对当道的态度上。过分从这一点上来寓褒贬，不知不觉之中，是把学术当成了政治的附庸。一个学者无论在学术上的成就多高，只要一旦在政治上有了妥协，此人即不足论，这不正是"以人废言"的老规矩吗？

　　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迫害真可以说是三千年来所未曾有。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残暴的政权在作开脱：在义正辞严的批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耻"的时候，若对他们所经历的客观环境有些认识，那么，对像冯友兰这样在学术上有过几度变迁的学者，就会多了一些"同情的了解"。

　　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若依旧以气节求全知识分子，实无异逼人做烈士。表面上看来义正辞严，骨子里却充满着不同情，不容忍的冷峻和残酷！这种要人做烈士的正义批评也正是戴东原所说的"以理杀人"5，五四时期所极欲打倒的"吃人的礼教"。一个有人味的社会是允许一个人有不做烈士的自由的。

　　二、哲学只是一种游戏和工具

　　今人论冯氏在文革期间的种种言行，大多不免是在道德或气节的层面上说他投机、无耻、苟且。但在冯友兰自己看来，这样的论断或许不免"拘于行迹"。

　　对冯友兰来说，哲学概念上的改变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冲突、斗争或挣扎，不如说只是一种游戏。这一点往往为论者所忽略。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第81章《总结》之中，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他藉着金岳霖的看法，来说明自己的一个概念6：

　　金岳霖在英国剑桥大学说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消息传回北京，哲学界都觉得很诧异，觉得这个提法太轻视哲学了。因为当时未见记录，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时候的背景，也不知道这句话的上下文，所以对这个提法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以为或许是金岳霖随便说的。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提法说出了一个哲学的一种真实性质。转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