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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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道(882-954)，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时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时任太师。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曾著《长乐老自叙》。
     冯道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中国正史上，他是一个不太出名而又不得不提的人物，而提到他的原因,却多是介绍他的绰号”不倒翁”——他是一个身事十主、弃旧图新的人臣。再者就是称这个“不倒翁是老滑头、大汉奸”。
??一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史书，大致都是这样的评价。
??余秋雨先生在《历史的暗角》一文中，曾花了很大的笔墨剖析了在中国历史的暗角里的一个特殊群体——小人。余先生感情慷慨地称“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浊之气”。其中，就有冯道。
??余先生在介绍了冯道于五代乱世中、朝代更替时，弃旧主、迎新君、奴颜婢膝、卖主求荣的事例之后，这样写道“身处乱世、冯道竟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远不只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变——人行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了，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以一一抛开”.
??余先生称冯道“这种官场小人在中国下层社会某些群落获得了呼应。我不是指强盗，强盗固然邪恶，却有自己的道义规范——我当然也不是指娼妓——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方面，她们都要比官场小人贞洁——与冯道、杜周、费无忌这些官场小人真正呼应的起来的，是社会下层的那样一些低劣群落：恶奴、乞丐、流氓、文痞——”。
??这样辛辣的措辞，严整的笔锋，在余先生笔下，着实不多，可见余先生对冯道这样的“小人”，确是十分鄙夷的。然而，在李敖先生在其唯一一部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里，借康有为和法源寺中佘法师的对话，通过康有为的嘴说出了自己对冯道的看法——“冯道在五代乱世里，它不斤斤计较于狭义的忠奸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百姓，他都打交道……”并且文中还有这样一个例子：“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辞，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
??这也许是当代的两位大师级人物第一次在文章中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罢。一千多年来，替冯道说话的有之，且不乏名流。
??王安石替冯道说过话。有一次，唐质素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以四性，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古贤者伊尹在商汤、夏桀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如诸菩萨行。”简直和佛、菩萨一样伟大呢！
??就连写《新五代史》的欧阳修，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这两个政界的老对头，居然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共鸣，虽然一个是用嘴说了出来，一个是用笔工工整整地写在了史书上。
    然而，直到今天，这位亦正亦邪的长乐老仍然在“忠”、“奸”的问题上，被人抓住小辫，大做文章。难怪李敖先生在书中写道：“逢到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千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是实惠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奸，通么？公道么？
??的确，我们且不说评定汉奸的标准（汉满蒙等各族本是一家，同是中国人，并无所谓忠奸），就拿于老百姓的实惠而言，冯道的“变节”确实比救国者的负隅死守更能挽救老百姓悲苦的命运。当然，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一定是具备了足于名垂史册的闪光指出，我们没必要吹毛求疵。那些卖主求荣，继而加紧搜刮百姓者如张邦昌、秦桧之流，我们也没必要为其翻案。而冯道却不同。同样是为民着想，即便冯道带来的实惠多一点，也挡不住做一千多年汉奸的命运，而那些誓保河山的救国者，确是名垂青史的英雄。其评判的标准，便在于是否对前朝进了忠。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中间的问题，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分明，并不像戏剧中的“红脸”和“白脸”那么明显。而最终看待一个人物，是以他在道义上的缺陷定性，还是以他为百姓带来了多少实惠定型，则是问题的关键。面对着一边作着任人唾弃的“小人”，一边默默地考虑着照料百姓的老人，我们是该不屑于他的惺惺作态，还是该从心里面对老人肃然起敬呢？起码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从胡人手里活了过来。
??也许，怎样看冯道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怎样看一个人，以什么样的标准，看待历史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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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道一生，历五朝事１１主，这在推崇忠诚不贰传统观念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太过分了，简直就是耻辱。宋人欧阳修作《新五代史》，曾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也就是说，国家之亡，就亡在冯道这样无耻的大臣身上。欧阳修还举了一篇五代时的小说中的故事，作为反例：一位李姓妇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于是带着儿子捧着丈夫的骨灰返乡。过开封住店，店老板见她形迹可疑不让住，而李妇偏不肯走，争执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妇觉得“被淫”，深以不能守节为耻，就当街将自己的那只手臂剁了下来。欧阳修叹曰：“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已把丑话说在前面，后人也就不好反驳了。久而久之，冯道竟成为历史上反复无常、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一类小人的代表。照欧阳修的意思，冯道应该向李妇学习，国家一改变颜色，就得自己把自己给砍了
   冯道曾臣事辽太宗耶律德光，按中国人历来的说法也就是当了汉奸。辽灭后晋，冯道来朝，耶律德光问：“你怎么也来了？”冯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问：“你是什么老头？”冯答：“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如此装痴卖傻，逗得耶律德光大乐，于是封为太傅，位列三公。
　　冯道只是卖傻，而非真傻。在自贬以求全求宠上，他可以说是无耻。但问起国计民生的大事来，他可是一点也不傻。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答：“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一言，使契丹改变了夷灭汉人的初衷，救了无数无辜的百姓。
　　我不能断定，冯道是为了拯救中原百姓才去当“汗奸”的。但冯道为政的贤明清正，却是连鄙视其人格的欧阳修也不得不秉笔直书的。欧阳修不愧为大文章家，一是一二是二，分得清清楚楚。要是到了别人手里，除了指他脑后有反骨外，怕是再指不出什么来了。殊不知反骨也是一骨。
　　冯道家世耕读，从幼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唯以吟讽为事。当官以后，为人刻苦自励，生活淡泊，曾住在茅庵中，与随从人员共用瓢勺碗盏，一个锅里吃饭。父死归乡丁忧，他亲自耕田砍柴，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样体察民情，所以深知民间疾苦。后唐明宗问他治术，他说：“陛下以至德承天，当日甚一日以答天心？”又问农事，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接着背了一首唐诗给明宗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天下君，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听得眼睛一亮，说此诗甚好，叫身边的秘书录下来，经常念诵自省。
　　对君王如此，对下面的人如何呢?一次，一个军士跑到衙门前指名辱骂冯道，冯道听了说：“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请进来，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时冯道第一次为官的后唐还没有亡，也就是说，他还从未当过贰臣、汉奸、叛徒，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被当街辱骂的，那军士多半是无理取闹。冯道不恼，还请人家吃喝，尽欢而散，中国历史上恐怕难得再找到几个这样有风度的大官了。他的贤名，外国人也佩服和敬重。后晋时他出使契丹，契丹主准备亲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无亲迎宰相之理”，乃罢。天子为什么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国”的天子，郊迎“儿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两个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国人的自豪；冯道反来反去，却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幸。事实上，反来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冯道倒是以不变应万变。谁来做皇帝他都欢迎，都乐于为之办事，并以其德高望重给最高当局尽可能以善的影响，让民众休养生息，使动荡混乱的社会尽可能维系一种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维系这个民族细若游丝的命脉。没有人说他是英雄，他手无缚鸡之力，无法镇压反叛的军阀或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只有等你们来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让你们喜欢他，尊重他，把权力交给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乱中求治。
　　冯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