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举制与明清社会秩序建设的耦合--记山东临朐冯氏

作者：王日根　张先刚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覆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巨大系统，科举制度的推行是与这个系统相互配合得较为良好的一个环节。它已完全超越了选官本身的意义，而成为集中体现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标志：它调动了宗法制的积极性，并将之推广到全社会，形成了一种面向全体公民的开放性；它倡导了追求礼法的价值观念，成为凝聚人心的坚韧纽带，有效地实现了主流价值观念的普及；它强化了社会分层的等级意识，建立起了一种社会相对和谐的稳定秩序。山东临朐冯氏家族的发展史给了我们一个形象的诠释。
　　[关键词]明清时期；山东临朐；冯氏；科举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4-0023-06
　　
　　在中国有史以来的两千多年里，科举制度即推行了一千三百年，影响可谓巨大。目前学界对科举的讨论多集中在科举的形式、内容、作用和影响上，本文则立足于明清时期山东临朐冯氏科举家族的个案，借助族谱、方志和个人文集等材料，来探讨科举为冯氏家族带来的荣耀、科甲联第的原因，以及科举与修谱、立祠、设祭田宗族活动的内在关联性，揭示科举制与明清社会秩序间存在的相互耦合关系。
　　
　　一　临朐冯氏溯源
　　
　　临朐地处鲁中，属古青州之地，然多“瘠土之民”(卷首，《临朐县志叙》)。明洪武初，“诏简山东民三户迁一人戍辽。”冯氏祖先应诏戍守辽东，“朐南盘羊，有讳思忠者，以义勇行，遂家于广宁左卫十三站五家屯。”由此可知，先前临朐冯氏应属贫民之列。戍守辽东时期，冯氏历经思忠、福通、春、振等四世传至“宪副闾山祖”冯裕。“(冯裕)祖谓春，世积善不衰”，“至我(冯裕)先君，平直有宽厚，善声益彰，当理卫之书数载，每以济人为事，而自无所利也。故人多德之。……先母太宜人勤俭慈孝，相家政井井有条。姻戚莫不称焉。”(卷二《冯氏先陇表》)当冯氏一族在广宁生活略有好转的时候，冯裕父母先后病逝，“裕少孤贫，父之叔母池育之。”(卷三《宦绩传》)在叔母的支持下，冯裕拜“倡明理学”的义州贺医间为师，并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中举，正德三年(1508年)中进士，“除华亭令”。冯裕成名后为官南北，遂有迁归故里临朐的愿望。嘉靖六年冯裕被调派为平凉知府，“道出青，裕乃大治县上先人冢墓，会其乡党父老，欢恰道故。复还家临朐，命子惟健以眷属居郡城(青州)。”(卷十四《人物》)嘉靖十三年，从贵州按察司副使任上致仕归乡，至此，冯氏复归故籍。以后临朐冯氏历次修谱，皆尊冯裕为一世祖。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慎终追远”、强调“敬天法祖”，所追的远往往只是最先建立功业的那个人，所法的祖亦是能让家族产生荣誉感、自豪感的那个先人。这其中包含了一种激励精神，一种贵族化追求和一种向上进取意识。科举制度提供了满足这些需求的机制，因而能得到全社会极大程度的拥戴和追随。由于科举制最初就以否定世袭性为职志，因而它更在于使人们世代保持着这种向上进取的心态。从冯裕通过科举走进官场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家族中的后辈必须保持这种状态甚至走得更好，这个家族的声望才能更高，继续编修族谱的动力才会变得更强。
　　
　　二　衍为科举望族与仕宦连绵
　　
　　从冯氏族谱看，自冯裕归居临朐以下，冯氏出现了科举蝉联的盛况；而没有获得进士或举人的家族子弟，也大批地在基层考试中获得了乡贡科名；此外还有一些通过特殊的入仕渠道如通过荫补而官运亨通。总体来说，重视家族教育与文化传承，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成为这一时期冯氏家族兴起与发展的主要途径。
　　冯裕步入仕途以后，家道并不昌盛。他为官清廉，后因忤逆权贵而“致仕”归故里时，“官囊萧然”“家徒四壁”而“不能自给”。好在长子惟健持家有方，善于经营，“以心计经营生产”(卷十四《人物》)。在经济条件颇为富足以后，冯裕居家讲学。而后冯惟重、冯惟敏、冯惟讷三人先后中举，冯惟重、冯惟讷并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及第。至此，冯裕四子中，已有二进士，二举人，“四子登科，人以为青云之报云”(卷三《人物志》)。长子惟健在“屡试南宫不第”后，以家业自任，“供二亲甘指，诸弟妹婚嫁以时举”(卷十四《人物》)，这说明冯氏一门的发展乃是一人经营生产，以辅助其他兄弟从事举业，这也反映了经济基础乃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能够科举入仕的重要基础。但直至冯氏四兄弟入仕前冯氏家族并不特别富有。冯惟重、冯惟讷、冯惟敏的先后步入官场，困境才有所缓解：冯惟敏辞官后重金购得冶源老龙湾，“构亭冶源之上”；冯惟讷致仕后，“爱海浮山之胜，营菟裘其中”(卷三《宦绩传》)。经过两代的经营，冯氏终于跃升为书香传家而又经济富足的地方望族。
　　临朐冯氏在经济富裕之后更为重视子弟教育，引导他们走科举入仕之路。自冯裕以降数代，冯氏共考中十位进士，十二位举人，而明经贡举者更比比皆是。康熙壬子年(1672年)编修《临朐县志》时，因冯氏科举功名显赫，单列“冯氏世家”以示荣耀。
　　由族谱可知，冯氏家族在八世以前功名最为出众，父子连第、兄弟同榜皆屡见不鲜。不惟如此，大批的冯氏族人在基层考试中获得了乡贡科名，太学生、廪生、庠生、监生、奉祀生、武生等更是比比皆是。(卷七零《选举志》二)八世以后冯氏走向衰退，惟十世冯林中乾隆戊寅岁进士，科举功名的辉煌时代宣告断链。
　　自科举诞生起，就与仕途紧密联系起来。明清时期更是如此。“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卷七零《选举志》二)，“科举为抡才大典”(卷一零八《选举志》三)。人们区分经科举而入官者为“正途”，否则便属“异途”，长期在官场抬不起头。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也说，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期内，中国缙绅阶级地位的由来只有部分是财富，而极大部分得自科举功名。临朐冯氏家族，通过科举之途径，或入阁拜相、或出任一方要员，步入达官显贵之仕途。
　　冯氏一世祖冯裕，弘治甲子举人，正德戊辰进士。先任华亭县知县、萧县知县、晋州知州，为官清廉，颇有政绩。因此又先后出任南京户部员外郎、平凉府知府、石阡府知府和贵州按察副使等职。他也常说：“希宠者负君，媚人者负己，谋身者负人，生平盖三无负矣。”这为后世子孙步入仕途做了很好的训诫。冯裕四子之中，长子惟健操持家计，其余三子皆有入仕。冯惟重乃冯裕次子，嘉靖戊戌(1538年)年进士，官行人司行人，专司捧节奉使之事。然英年早逝，嘉靖己亥(1539年)年奉命告祭湖南湘水和衡山而病死途中。冯惟敏，嘉靖十六年举人，此后“屡上南宫不第”。后经谒选授直隶涞水知县、镇江教授、保定府通判。冯惟讷，嘉靖十七年与其兄惟重同中进士，累官陕西佥事、河南右参议、浙江督学副使、山西参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等职。是冯裕四子中官运最为亨通者，因政绩卓著，以光禄卿致仕。(卷三《冯氏世家》)
　　冯氏三世中，以冯子履官绩最为显赫。冯子履乃冯惟重遗腹子，隆庆丁卯中举，次年即中进士，授知安国县，因捕盗有功，擢兵部主事，寻为山西佥事，迁参议副使、陕西佥事、易州兵备副使，升为河南布政司右参政。而以冯子履之子冯琦为首的五世更是将仕宦之途推向一个高潮。冯琦为万历丁丑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等职，逝世后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敏。冯子升之子冯瑷，万历乙未进士，历官湖广茶陵知州、山西参政、开原兵备道、河南布政司使。冯子临之子冯王句，以选贡谒选授陕西长武知县，先后任交河县知县、兴安州知州、汉中府同知等。冯璋，府庠生，官茂陵卫经历。冯琰，天启九年恩贡，官四川重庆府壁山县知县。冯瓒，世袭辽东广宁左卫千户指挥佥事。
　　自五世之后，满清入主，冯氏家族的仕途似乎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冯士标，崇祯庚辰(1643年)进士，顺治二年参加谒选，授兵部武选司主事，月余升为陕西按察司官福建按察司佥事，顺治九年升四川建昌兵备副使，顺治十二年改福建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而冯氏家族中为官最显赫者当属六世冯溥。冯溥，字孔博，冯士衡之子。顺治丙戌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屡迁秘书院侍读学士，吏部右侍郎，刑部尚书。康熙十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康熙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傅，逝世后谥号文毅。
　　冯氏家族在官场的衰败自七世始。科场不振的冯氏子弟只能依荫生的身份混迹官场。冯溥之子冯协一，荫生，官浙江绍兴同知，后历任光州府知府、汀州府知府，福建台湾府知府等。冯协一之子冯愿，荫生，官池州府通判。冯肃，荫生，历官扬州府知府，升副使。冯恬，河南商城营守备。至此，临朐冯氏走过了最辉煌的官宦生涯，八世而后虽代有为官为吏者，但已日薄西山。
　　明代长州人吴宽说“今世以进士为荣。荣之者何?……其上有父母，又必有恩典及之。”(卷三五《荣感堂记》)明清时期的封赠及荫官制度，使官位和功业可部分地在家庭内部传递或延续。为官者的长辈、妻子可通过封赠获得级别不等的荣耀，子孙后辈们可获得荫生、荫官等。自冯裕之父母至八世殿元之妻妾的九代中，冯氏家族共有四十余人不同程度的获得封赠或恩赐，泽及子孙的荫生、荫官也不乏例证。
　　此处以冯琦之父冯子履和冯琦之妻姜氏获封赠之例略窥封赠施行的过程。“(琦)闻子履病笃，方为礼部右侍郎，一日三上疏请归，并引讲臣例乞封父母。”(卷十四《人物》)可知当事人上疏乞封是必要的条件。礼部由此上奏，“原任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冯琦奏称，比照日讲恩例，请给诰命，伊父冯子履封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再命有司查“《大明会典》并《恤典》条例，内一款两京三品文官父母，曾授本等封者”，即根据当事人的条件，或查章据典，或依附先例，才能“恭候命下之行”。最终冯琦之父冯子履获赠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其母宋氏诰封太夫人。冯琦之妻姜氏病逝后，其子冯士杰上奏乞求姜氏与冯琦合葬。“伏见大明会典并恤典条例内一款，凡两京二品以文官并父母妻曾授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又一款凡二品、三品文臣，曾授经赐葬者，妻故在后俱许附葬。惟授夫人者例给开矿工价。……伏乞……赐祭开矿合葬，将臣父列名并祭”，最终“得旨如所请”。获封赠的实际过程较上述的固定程序远为复杂，除有赖于个人的功名外，当事人的人脉关系也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冯琦为父母乞封为例。冯琦上疏以后，时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孙丕扬也上奏说“冯琦日讲效劳，应准照例给典父母诰命”；工部署掌部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作等人亦为之陈情等，表明其广泛的社会交际能在关键时候给予它帮助。
　　临朐冯氏在科举仕途中志得意满，光宗耀祖、惠及子孙，一时荣耀齐鲁。但冯氏子弟也有大批失意科场，“屡试南宫不第”或满头白发也未能中个举人(八世以前，冯氏9名进士，12位举人，却有30多位贡生，170多位廪生、庠生、监生等)者。而即便进入仕途，也有因不谙官场勾心斗角、权力倾轧之道而主动或被动辞职退居乡里者。科举社会获取功名的偶然性和政治场里的云波诡变，随时会波及个人乃至家族的命运。这也诱使冯氏子弟退而求其次，他们有的即忘情于山水、以诗文言志，为后世“立言”。
　　冯氏以科举起家，诗文也著称于世，其中有一定文学成就者不下十余人，仅诗文集收入《四库全书》者就达五人。王士稹曾说，“冯氏自闾山先生裕起家进士，以诗名海岱间。有四子，惟健、惟重、惟敏、惟讷，皆有诗名。”(第182页，王士(礻真)：《渔洋诗话》卷上)冯裕被罢官后，居家讲学，著述《方伯集》，并与退居青州的黄卿、陈经等八人结成“海岱诗社”，后结集为《海岱会集》十二卷。冯惟健虽未驰骋仕途，但文学造诣非同寻常，“奇思健气，溢为词章。诗赋得之汉魏，骚选近体似初唐。书启诔赞，超轶峻整”。(卷十四《人物》)所著有《陂门山人集》。冯惟重虽英年早逝，却自幼为文不俗，其诗“清新俊逸，直逼盛唐”(卷十四《人物》)，有《大行集》行世。
　　冯惟敏是冯氏中文学成就最高者，一生著述颇丰，有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杂剧《不伏老》、《僧尼共犯》，诗文集《海浮集》及《石门集》等。冯琦一生著述不辍，著有《宗伯集》、《两朝大政记》，编有《唐诗类．韵》、《北海集》、《通鉴分解》、《宋史纪事本末》、《海岱会集》、《淡然轩集》，与堂弟冯瑗合编《经济类编》。除此而外，冯琦还先后将曾祖冯裕的诗文编成《北海集》、将曾祖与祖父辈的诗歌编为《五大夫集》并付印成册，于传承家学传统颇为有益。官居刑部尚书、大学士之位的冯溥，不仅著有《佳山堂诗稿》并被收入《四库全书》，更重要的是他屡任考官又独具慧眼，清初一批著名文人都因其举荐而获重用。“天下之士，归之如鱼龙之趋大壑”。而冯溥之子冯协一也颇具才华，著有《友柏堂遗诗》。后人对冯氏家族的文学成就评价甚高，“二百年来，海岱间推学者，必有临朐冯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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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帖）
　　
　　三　严格的家学传承
　　
　　临朐冯氏之所以代有人才，科举仕途与文学成就荣耀一方，除个人的聪慧与努力外，冯氏严格的家学教育和循循善诱的家学传统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冯氏一世祖冯裕生于广宁，“裕少孤贫”，在叔祖母的管教下，冯裕不但“刻苦读书”，而且“闻义州贺医闾先生倡明理学，即往师事之”。冯裕后来虽四方为官，但都尽己所能地把后辈带在身边亲自教导：冯惟健“从父游南都”，“(冯裕)官石阡，力不能携家，惟敏从之行。暇则读六经、诸子、史，含咀英华”，冯惟重也经常“读书官衙”，冯惟讷在冯裕的严格督促下更是“一岁诵古文，三岁不成章；七岁间礼仪，洒扫辟中堂。八岁问奇字，十岁谐宫商；十二受遗经，十五气匕扬。弟乃齐余肩，少余一岁强；英风在夙禀，弱冠传流芳。”冯裕辞官后，更是居家讲学，提携后辈(卷十四《人物》)。冯子履能“有声海内”，有赖其母蒋氏近乎苛刻的训诫，“(子履)幼孤，母蒋训育之。子履稍有识，检父书教之，训诫甚严。年十三即为名诸生。后稍嗜酒，尝夜饮达旦，蒋怒不食，子履伏地泣谢乃已。子履卒致通显，有声海内，盖得之母教为多云。”冯溥，七岁即入私塾，八岁时，其父士衡令读《左传》、《国语》以及秦汉唐宋之文章。冯溥读不懂，塾师也说此书非幼童所宜读，冯士衡与塾师发生争执并辞退之，请来有盛名却极其严格的岳父白采执教。冯氏一族颇有切磋学问的传统。冯裕晚年曾与青州地方名流结成“海岱诗社”，唱和诗歌。冯惟健“从父(冯裕)游南都”时，与陈凤、卢国等人结成文社，并被推为祭酒。冯惟敏，与临朐马衍、迟凤翔为切磋之友，互相规益，后皆有所成。在家族内部，冯惟敏也不忘切磋学问。“每岁首与子侄宴，为诗歌，道天伦乐事，必加勉勖。”(卷十四《人物》)
　　冯氏子弟在严格的家学管教下而又勤奋好学，读书应举之风颇盛。况且自冯裕为官以来，代有涉足官场并功名显赫者，为冯氏家族带来无量的财富和无形的官场人脉关系网络。冯裕初入官场即有清河县知县蒋恺与之结亲，将女儿嫁给其子冯惟重(卷十四《人物》)。冯琦、冯溥官居尚书、大学士，其亲友、门人在朝为官者更是不乏其人。冯溥之子冯协一能依荫生的身份官光州府知府、汀州府知府及台湾府知府等，应与冯溥的朝中人脉有极大的关联。在较丰富的经济基础及较广泛社会联系的资源支持下，冯氏家族亦较能于科举一途有所作为。
　　
　　四　科举望族与宗族建设
　　
　　嘉靖朝发生的大礼仪之争对宗族的发展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引发了民间祠堂建造、宗族兴起的浪潮。经科举而有多名家族子弟相继入仕而成为地方望族的临朐冯氏，以程朱理学为圭臬，积极投入到诸如建祖祠、修家谱、创立敦睦会等活动中。科举望族由此成为宗族建设的基本力量，并引领着社会的价值取向。
　　据记载，冯氏能追溯到的始祖冯思忠家居临朐盘羊，洪武初年应诏戍守广宁，传五世而至冯裕。冯裕成名后于嘉靖六年回临朐省墓。“族之耆辈言吾祖于前代为万户侯，有遗冢焉。今凌夷久矣。为某者宅其上，当质之官府云。府君(冯裕)愀然不应，宅之者，固巨室也。然其故固不可知矣。间尝命敏日：吾以幼孤，既长而不知前世系，有叔祖母者，略能言之而莫详也。”
　　作为宗族认同及整合族人的重要手段，冯氏编修族谱甚早。远在冯裕第一次前往临朐省墓时，就曾追溯“戍辽”之祖而做《冯氏世系》和《冯氏先陇表》，后来其子冯惟敏据此编成《冯氏世录》并“爰付梓人”。此时的冯氏家族还未枝繁叶茂，《冯氏世系》和《冯氏先陇表》的意义或许仅限于冯裕及家人在临朐名正言顺安家的证明。
　　除编修族谱外，冯氏重要的宗族活动还有祭祀祖先、修建祠堂以及建立敦睦会。在宗族活动的运作中，先后起关键作用的有冯惟敏、冯子咸和冯琦。据说冯惟敏“独娴礼法”，在他的操持下，“齐鲁间言家法者称冯氏”。(卷十四《人物》)据车家沟《冯氏世录》载，冯氏先祠中供奉的冯惟敏之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的神主牌位，皆由冯惟敏奉祀。然而冯裕在世时并未修建祠堂，为祭祀安葬在辽的祖辈，冯裕还曾令冯惟重往广宁祭拜，“卒达墓所……封石为识”(卷十四《人物》)。
　　如果说修谱建祠祭祀等宗族活动还不足以突出士人的地位，那么以“敬宗收族”为目标的敦睦会则彰显了他们的作用，而科举与宗族的关联也充分展示其中。在敦睦会成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三世孙冯子咸。冯子咸万历年间中举人，推崇程朱理学，治家以《颜氏家训》为宗，“讲求濂洛之学，为文根极理要，治家宗《颜氏家训》……造次以礼义，自防，究心理学，言必称程朱”，“知友共推其学行，仿古黔娄、柳下之遗”，著有《日进札记》、《自警私课》等。《敦睦会约单》中说，自冯裕起冯氏已历经四世，“子孙渐繁，分门各户，会既不常，情亦有睽”。其实冯琦在《敦睦论》中说得更明白，“予近见巨家大族，不数年间离分析裂，推原其故，皆有一家之人自相残贼，以强凌弱、以富吞贫，岂惟不知同气之亲所当联属，亦不知唇齿之势相为倚。故一败而不可收拾。”因此冯子咸“考之往典，皆有睦族之会”，与族兄族弟侄相商“举一敦睦之会”。关于设立敦睦会整合宗族的作用与意义，冯子咸在《敦睦会约单》中说，“敦睦会……以德业相劝。上绍先世之休风，下为子孙之法，则使一家之中，情意常流通，骨肉不至乖隔。”这反映其欲藉会族以达相亲相恤，避免成员离散离心和家族衰落。“合一家之聪明以为聪明，合一家之智虑以为智虑，合一家之才力以为才力，家门安得不昌，福泽安得不盛。”(卷三之《续敦睦会约单》)
　　敦睦会简单易行，按最初的规定是每月朔日祠堂行香之后，举行敦睦会。“设席二案，每案十二器，酒数行，俱不宜多，惟在洽情。”距离较远的族人，由于路途的原因，每年会四次：正月初三日，清明日，六月二十四日，十月初一日。(卷三之《续敦睦会约单》)而敦睦会所“敦”的内容则遵《吕氏乡约》，“会中事宜俱照《吕氏乡约》行：一日德业相劝，二日过失相规，三日礼俗相交，四日患难相恤。每会除款叙外，须考问德业，或看何书，或作何文，或治何事，或接何宾友。不可优游度日，不可滥友匪人。如此类，难以枚举。务要实心相告，或婉词曲譬，或直言规正，须至诚恳恻，冀其能改，有不悛着，众共斥之。会中吉凶，或不常之事，俱众为协力相赞助，或扶其孤弱，或济其贫乏。”仿《吕氏乡约》设定的冯氏敦睦会内容不外两点：一、相互劝告，二、互帮互助。冯子咸“ 合食而周其贫乏者”，并与族侄冯珣合倡设立义仓，“差其等而赈贷之”或“备荒年用谷”，皆是互帮互助之意。(卷三之《续敦睦会约单》)而相互劝告的内容中以“考问德业，或看何书，或作何文”为重，不难发现冯子咸的良苦用心：冯氏由科举起家，科场的辉煌才是维护家族长久不衰的利器。而冯氏家族自四世至八世有数以百计之人走读书入仕之路，不得不说与敦睦会中的喋喋相劝有关。自冯子咸开始推行敦睦会后，临朐冯氏的会族相聚历世而不断，“人尊祖训，家守先型，雍雍穆穆，实为青之望族”。至八世冯治世后，又做《续敦睦会约单》，内容与冯子咸的《敦睦会约单》大致不差。
　　由上述分析看出，临朐冯氏修谱、祭祀、建祠堂、设敦睦会等宗族活动都是由获得一定功名并深谙程朱理学的族人倡导建立的。科举与宗族活动实具有某种关联性。一方面，科举入仕使冯氏族人无论在程朱理学造诣方面还是在物质基础上都具有了开展宗族活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科举社会纵向流动性的增加以及科举成败的偶然性，使读书人要面对残酷竞争的压力。就整个冯氏家族而言，虽然由科举起家并仕途平坦，但亦随时会因子弟无法于科举之路上取得成功或仕途波折而趋于没落。于是在面对个人乃至家族兴衰不定的情况下，冯氏后人开始思考以“敬宗收族”的方式来整合家族。当时盛行的修谱、建祠堂等方式都成了很好的手段，冯氏还仿古法设立敦族会，通过这种方式唤起族人的同宗意识，凝聚宗族的向心力，并使远者近、疏者亲而亲者益亲，以求维持家族的兴盛不衰。临朐冯氏通过运作宗族等方式，使在科举领域取得的声望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地位保持了八世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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