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忠:倾听报刊第一声呐喊

.
　　著名藏书家谢其章曾说过，“创刊号是一本杂志的第一声呐喊；第一声，第一个，第一道，总是特别珍重。”
　　对于收有2万余种创刊号的冯建忠来说，他拥有的绝非一些人眼中一叠叠破旧泛黄的纸张，而正如谢其章所言，收纳的是上万声有志之士的呐喊，是上万个用文字来振邦兴国的理想。“创刊号总是集结了该杂志最为精华的文字和最为响亮的呼号。”冯建忠总结道。

　　源自军营的情结
　　冯建忠的创刊号情结源自军营。1979年，在广西兴宁县某部队任飞机维修地勤队员的冯建忠“业余时间非常充裕”。当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年，改革初期许多报纸杂志或创刊或复刊，一时间给从小喜爱读书写字的他相对宽松多样的选择，“那时我每个月有6元钱的津贴，除去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写信邮费，全部花在了购买杂志上。”而倾囊购书的冯建忠也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放在了购买和阅读杂志上。

　　转眼3年飞逝，冯建忠的床铺下已经堆放了近200本杂志。一日，他对“宝贝”进行分类整理，发现有15本竟为创刊号刊物。一时起兴的冯建忠在仔细重新翻阅后，发现这15本杂志的内容都很精彩，文采非凡，“特别是发刊词，写得更是精炼而独到，我觉得有很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从那一刻起，用冯建忠的话说，就是正式进入了对创刊号“情有独钟”的时代了。
　　在那个盛行集邮的年代，独树一帜收藏创刊号的冯建忠自然成了部队里大家取乐的对象，“很多人朝我泼冷水，说我收的是垃圾，呵呵。”如今已是国内创刊号收藏第一人的他回忆起往事显得很豁达。别人的嘲讽反而增添了冯建忠的收藏决心，此后他开始用探亲带回的上海糖果香烟，甚至是自己新的衣服、鞋和毛巾交换外乡队友手中的创刊号。许多较为偏远地区刊物的创刊号，冯建忠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收获而来的。
　　1983年底，冯建忠复员回到上海，身无他物，却带回了一大麻袋的创刊号。虽然还是被亲友笑话傻，然而父母的支持却让他当时想成为“创刊号收藏大王”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

　　军装“换来”《时代文学》
　　冯建忠总说自己的收藏中，大部分属于“垃圾捡宝”，许多异常珍贵的“国宝级”创刊号都是仅花费几元几角，甚至几分的微薄开销收来的。一些具有极高史学及党史研究价值的文献，例如陈独秀的《新青年》创刊号、同盟会的《民报》创刊号以及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都是偶然的机会下在书市及小店中搜寻而来的。
　　“较早的时候创刊号非常好收，主要因为第一，大家对其没有具体概念，自然就忽视了它的内在价值。第二，当时清洁屋子，杂志和报纸是首先被清理掉的两样‘垃圾’，完全没有保存意识。第三，那时基本以买书为主，对于杂志没有很大的重视。”正是在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下，冯建忠坚持每天早上4 点即去书市地摊寻宝，终于完成了对于创刊号收藏最为牢靠的“原始积累”。
　　说起一大箩筐的收藏故事，冯建忠坦言印象最深的还是军旅生活中的那一些。一次轮到周末休假的冯建忠进城“寻宝”，在一家书店看到一套1至6期的《时代文学》，“当时还研究《时代文学》到底有什么历史研究价值，只是看到有创刊号，就想着要收下来。”可是，月津贴只有6元的他被告知杂志不单卖，6本共20多元。要求单买一本未果后，冯建忠只好先打道回府。然而，回到部队的他却因惦记《时代文学》而辗转反侧，决定下周和队友换班再次进城。
　　“第二次进城，我特意穿上了军装，端端正正地走进书店。”冯建忠说当时解放军给人的感觉就是正义和诚信，老板见他为一本杂志如此执著，最终将创刊号单独出售。后经查阅文献，冯建忠得知《时代文学》是端木蕻良于1941在香港创立的最大中文文学刊物，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巴金、茅盾等在租界避难的文学泰斗都曾为其供稿，历史价值极高。

　　精品高达上万元
　　冯建忠现阶段收藏的创刊号已达2万余种，其中包含了各行各业的期刊杂志。作为一个“百科全书”级别的藏家，冯建忠认为创刊号的价值主要分两种。解放前的刊物，研究价值较高，业内将其称为“红色革命收藏”，极有可能成为收藏市场的一匹黑马；而解放后的刊物，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投资领域，一般性的都已升值至300-500元左右，而精品则高达上万元。
　　对于同样关注创刊号收藏的爱好者，冯建忠建议，无需再从“全”及“综合”的角度进行收藏，可以适当结合自己的爱好进行专题搜罗。比如爱好书画者，可以收藏有关绘画的杂志创刊号，而好医学者，则可将医药保健类刊物的创刊号收入囊中。
　　目前身为浦东新区收藏协会会长的他，最大的希望是成立中国首个期刊创刊号博物馆；同时一项名为“改革开放30年”的千本创刊号展览也正在筹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