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煦

冯启超

冯　煦：(公元1843～1927年)，字梦华，号蒿庵，晚号蒿叟，江苏金坛人。著名近代文学家。
       冯煦既有理论著述，又从事词籍刊刻，并且往往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进行。在清末民初的词学家中，是词学活动较全面、成就较大的一位。
       清光绪辛卯(公元1891年)，冯煦刊刻《蒙香室丛书》成。这套部头不大的丛书，因为收入三部与词学有关的书(成肇辑《唐五代词选》、戈载辑《宋七家词选》以及他自己所辑《宋六十一家词选》)而成为词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丛书。其中《唐五代词选》刺取唐五代五十家词作三百余首而成此书，是较早也较好的一部唐宋词选本。冯煦不仅刻入丛书，而且借作叙之机阐述自己的词学见解，其中值得表而出之的有两段：
       “词有唐五代，犹文之先秦诸子，诗之汉魏乐府也。近世学者祖尚南渡，天水而上罕或及之。殆文祢唐宋八家，而祧东西京；诗学黄涪翁而不知有苏李十九首，可谓善学乎？”
       “晚唐五季，如沸如羹，天宇崩析，彝教凌迟，深识之士，陆沉其间，惧忠言之讥，文俳语以自晦。黍离麦秀，周遗所伤；美人香草，楚累所托。其词则乱，其志则苦，义兼盍各，毋劳刻舟。抑思之，吾家正中翁，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启欧晏，实正变之枢贯，短长之流别。”
       前段推崇唐五代词，涉及到一个现象，即纵观清朝词学批评的整个历史，从取法对象上讲似乎就是一个抑扬取舍南北宋词人的循环过程。概乎言之，明末清初云间派倾向于五代、北宋，清初阳羡派代则不以当世为词者极意《花间》为然，主张全面取材，多方吸纳，而又倾向苏、辛一派。同时兴起的浙派更认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大力推崇南宋。而所谓南宋者，又实偏于姜夔、张炎一派。到了常州派，以尊体为根本，以比兴寄托为手段，又将取法的重点再度转移到唐五代及北宋，尤其推崇温庭筠的深美闳约。前于冯煦近百年的焦循说：“词之有《花间》、《尊前》，犹诗之有汉魏六朝也。”表面看冯煦“词有唐五代，犹文之先秦诸子，诗之汉魏乐府也”与其相一致，但紧接着说的却是：“其北宋则初盛也，其南宋则中晚也。”以诗歌史上的高峰唐诗作比，却将《花间》、《尊前》划在初盛中晚之外，这就与冯煦专以唐五代词相尚大不相同了。至于仅晚生冯煦10年却未能进入二十世纪的陈廷焯，则虽也说唐词“如汉魏之诗，语句虽有工拙，气格固自不同”，可是又说：“五代则声色渐开，瑕瑜互见，去取不当，误人匪浅矣。”扬唐而抑五代，与冯煦又可谓同中有别了。
       后段提及冯延巳，这是冯煦尤为推重的一位词人。对于这位词人，虽然在前已有刘熙载“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之类的肯定，但远赶不上冯煦“上翼二主”数句以及“诣微造极，得未曾有”的极度揄扬。冯煦所以如此揄扬其家正中翁，与他崇尚晚唐五季词的原因是一脉贯通的，那就是认为晚唐五代以及冯延巳的词中均体现着张惠言所谓的“义有幽隐”和周济所谓的“感慨所寄”。他另作《阳春集序》云：“其旨隐，其词微，类劳人思妇、羁臣屏子、郁伊怆U之所为。翁何致而然耶？周师南侵，国势岌岌，……翁负其才略，不能有所匡救，危苦烦乱之中郁不自达者，一于词发之。其忧生念乱，意内而言外，迹之唐五季之交，韩致尧之于诗，翁之于词，其义一也。世以靡曼目之，诬已。”这篇序不仅证明了冯煦受常州派兴寄论词的影响，将之与前引“晚唐五季……其志则苦”一段相参照，也体现出冯煦发展和改造的一面。张惠言的寄托主要关乎性情襟抱和道德伦理，即不遇之感和忠爱之忱等“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周济对此已有所突破，要求词作表现时代盛衰和个人境遇，并由此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冯煦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肯定所谓微词隐旨端在“国势岌岌”而生的“黍离麦秀”之感和“劳人思妇”的“忧生念乱”之情。也许，用“劳人思妇”、“忧生念乱”来评冯词不甚切当，但重要的是冯煦强调词体能够也应该反映不理想的时代状况、政治环境和社会现实，这是对“诗庄词媚”、“诗尊词卑”等传统观念的极大冲击。冯煦自称冯延巳族孙，有趣的是前此八百年冯延巳的外孙陈世修也为《阳春集》作序，序中称“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将这两位冯家亲戚的评论对照来看，简直不像在说同一个人。这也许正用得上常州派的“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接受理论来解释了。
       冯煦在词学史上的更大功绩，要数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甄采明毛晋崇祯皇帝初年所刻《宋六十名家词》而成的《宋六十一家词选》，以及在《词选》“例言”中发表的词学见解。陈匪石指出《词选》三方面的成就，一是选目务存诸家之本来面目，不以己意为取舍。而又择词尤雅，诽谑之作，则所无也；二是例言评骘各家长短高下周疏之实，盖不啻六十一家之提要与六人十一家之评论。三是词论与选词相结合，参互观之，即可了然于何者当学，及如何学步，而仍非有宗派之见存，可谓能见其大者矣。《词选》是近代词学史上的一部名选，而使冯煦成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著名词论家的，主要就是《词选》前的“例言”。
       例言凡四十四则，后人出成《蒿庵词话》一书。其中多为对所选词人的评论。比如关于辛弃疾词，自其同时人开始，便多称其“声闳意远”一面，也有人注意到其“纤绵密”的一面，但辛词的这两面在这些评论家看来是平行并存的，互不相干，而且还以第一面为主。直到常州派始慧眼烛照，认识到存在于辛词中的一种特有的艺术风格，即周济所称的“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这种风格到了冯煦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和精确的表述：
       “稼轩负高世之才，不可羁勒，能于唐宋诸大家外，别树一帜。自兹以降，词遂有门户主奴之见。而才气横轶者，群乐其豪纵而效之。乃至里俗浮嚣之子，亦靡不推波助澜，自托辛、刘，以屏蔽其陋。则非稼轩之咎，而不善学者之咎也……《摸鱼儿》、《西河》、《祝英台近》诸作，摧刚为柔，缠绵悱恻，尤与粗犷一派判若秦越。”
       从风格的角度来说，“声闳意远”和“纤绵密”是辛词表现于外的两种风格，一望可知；“摧刚为柔”是属于辛弃疾独有的一种创作特色，也是较前二种隐秘得多的艺术风格，非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敏锐的体察能力不能感受之。冯煦能够提出这一点，不免受周济的启发，但理论归纳性更为加强。自此之后，“摧刚为柔”成为对辛词这类独特的词作的一种最好的概括。如陈匪石《声执》卷上：“苏、辛集中，固有被称为摧刚为柔者。”
       说苏集中也有这种摧刚为柔的词作，也就是豪放与婉约、温厚与苍凉的神奇结合，这也是创自冯煦。前人在“豪放”一点上将“苏辛”连称，冯煦却在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为朱祖谋所刻《东坡乐府》作的序中说“世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苏、辛者也”。若单看他说东坡“缠绵芳菲，树秦、柳之前旃；空灵动荡，导姜、张之大辂”，似乎也不过是如上引前人称辛弃疾一样，指坡词两种风格兼具而已。但他又指坡词“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联系到他不同意“第以豪放”目苏辛，再联系到他以“摧刚为柔”目辛词，就可揣知冯煦也是用这种观点来看东坡词风的了。这种观点在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中也有流露。他评坡公《浣溪沙》“谁道人生”三句：“愈悲郁，愈豪放，愈忠厚。”《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算诗人相得”七句：“寄伊郁于豪宕，坡老所以为高。”与冯煦不同的是，陈廷焯不是理论的概括，而是在批评实践中的运用。他们两人本来就是朋友，又同属常州一派，相互影响自是可能的。
       应该指出的是，东坡词在北宋的评价是不高的，南宋开始有所变化，明清以来的评价总体上肯定与否定并行，而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均是引而不发，惜墨如金。而冯煦这篇篇幅颇长的《东坡乐府序》，详尽地提出东坡词作显者使隐直者使曲的手法、若有意若无意、若可知若不可知的寄托等“四难”，堪称两宋以来对东坡词既崇高且周赡的评价。尤其所论“涉乐必笑，言哀已叹”，确实是东坡词与诗文相通的创作特点，也是其文与人相通的表现所在。在文人词创作中达到这一点的，东坡是第一人。在此之前，人们尽以东坡为豪放词风的创立者。比较起来，这更是探本之论。
       冯煦在《蒿庵论词》中品评众家词作，卓见尚多。如论欧阳修：“疏隽开子赡，深婉开少游。”评柳永：“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S处能平。”秦观：“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秦观和晏几道：“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刘过：“龙洲自是稼轩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宛转。”姜夔：“读姜词者，必欲求下手处，则先自俗处能雅，滑处能涩始。”等等，对疏隽与深婉、淡与有味、浅与有致、豪放与宛转和俗与雅、滑与涩关系的理解深刻而精到，很为人称许。柳永词历来为人所轻，至清朝甚至罕有道及，冯煦的推重便格外引人注目，郑文焯曾称赞陈锐能够继承冯煦推重柳永。当然对其观点也不是没有异议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针对“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一条说，“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就是一例。
       冯煦在当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词人，有词集《蒿庵词》，存词近一百五十首。